（三）
    “英雄”与“群众”的对立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奴隶论”不仅未能胜任对“英雄论”的批判，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带来了混乱。
    在历史研究中，它提倡了一种简单化、概念化的研究方法，不是鼓励人们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每一时代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影响，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结论。而是用“英雄”与“奴隶”对立的模式去框，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满足于“是”或“不是”的答案，似乎只要千方百计把历史纳入这个模式，问题就解决了。这种方法难道能给史学园地带来丰硕果实吗？“四人帮”组织的所谓“评法批儒”足以回答。
    记得十九世纪末叶，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曾洋洋得意地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它一切‘因素’，并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替无为主义进行辩护的学说”。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才会进行这种指责。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英雄的作用。它认为杰出人物虽然不能改变由经济力量决定的历史发展的一般方向，但能够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某些局部后果，能够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运动。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没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杰出人物永远跨不过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作用的性质、程度和结局，又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群众的利益和意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奴隶论”有意无意地取消了对个人在历史上作用问题的研究，把这种简单化的做法，美化成“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科学总结”，难道说得过去吗？！
    再看“奴隶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人们起初期望“奴隶论”能批倒“英雄论”，应当承认确实也收到一定的成效，但紧接着便得了惩罚。譬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正确处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具有头等意义。十月革命后，国际上和俄国国内出现了一股“左”的思潮，他们把政党与阶级、领袖与群众对立起来，列宁说：“‘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煞费苦心，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198页）在列宁看来，把群众和领袖根本对立起来，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实在是荒唐、幼稚和愚蠢得可笑，“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请对照一下吧，“奴隶论”的观点与列宁批评的“左派”论点，何其相似！
    林彪、“四人帮”曾经通过宣扬“英雄论”来搞篡党夺权。他们大搞什么“大树特树”、“三忠于”、“四无限”，宣扬什么“顶峰”、“最高最活”，演出了一场把革命领袖歪曲成神仙、皇帝的造神运动。同时，他们也曾利用“奴隶论”来煽动反动的无政府主义。从“奴隶创造历史”出发，他们鼓吹自发性，说什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否定革命权威，否定集中，否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又从“英雄”与“群众”对立的模式出发，臆造出所谓人民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对立，工农同所谓“臭知识分子”的对立，群众同先进、模范人物对立，等等，要打倒一大批经受过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专政”，把各条战线上的标兵统统拔掉。“奴隶论”将人们置于一种盲目、落后、分散的状态，仅仅满足于“历史创造者”这个没有实际内容的“光荣头衔”，而不去自觉选择本阶级的领袖，注意培养各条战线上的专家。显然，“奴隶论”导致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岂不是十分清楚吗？
    在打倒“四人帮”三年半的今天，痛定思痛，笔者认为“英雄论”必须继续批判，“奴隶论”应当克服。我们的看法当否，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