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方志，就是这些宝贵遗产的一部分。目前，我国现存的旧地方志，约达七、八千种，十多万卷，占全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遍及全国各地。由于时间的久远，印刷技术的落后，战争的洗劫，以及封建政府搞文化专制主义、对一些书籍实行禁毁的反动政策，方志散佚的数量是无法估计的。过去，史学界对方志做了大量的研究。今天，继续挖掘、整理和研究旧方志，编修新方志，仍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方志的起源
    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取周官外史掌志之义，名曰方志。”①它主要是记载某一地方情况的文献，“其所记述，则不外地理之沿革，疆域之广袤，政治之消长，经济之隆替，风俗之良窳，教育之盛衰，交通之修阻，与遗献之多寡。”②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③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较高的诸侯国都有史官记事，“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④，晋史《乘》、楚史《梼杌》、鲁史《春秋》，就类似后来的地方志。这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
    方志是从舆地学科即地理书演变而成的。最早的方志和地理书，从内容上看，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我国最古的地理书是《禹贡》。《禹贡》记述黄河、长江一带的山脉、河流、土壤、物产、田赋、交通和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山海经》也是同《禹贡》同一时期的地理名著，其中记有四方、邦国等志。秦汉之际，方志称为图经、图记，“图经之名，起于汉代。”⑤“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之记载，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⑥据《汉书》高帝本纪和萧何传记载，当时有秦图籍。《史记》三王世家和《晋书》裴秀传记载，还有汉氏舆地图。这类较早的图记都已亡佚了。汉代以后，幅员日广，分地记载也比较多了。现在能看到的有东汉的《越绝书》，“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⑦，还有晋朝常璩的《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其书有义法，有条贯，卓然著作之林”⑧。《隋书》经籍志所录三国吴顾启期撰《娄地记》一卷，也是一部较早的方志，惜已不传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漫长的时间里，方志尚未从地理书中脱胎出来，只是秦汉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方志才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
    方志的四次大发展
    隋唐是方志的第一次较大的发展时期，这次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号召纂修方志，出现了官修的方志。《隋书》记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采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唐朝也明确规定：“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凡地图命郡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圣朝因之，有闰年之别。盖城邑有迁改，政事有损益，户口有登降，不可以不察也。”⑨二是体例上开始变化，内容的舍取、条目的编排超出了地理书的格局范围。当时，虽然方志还多以图经、图记、地记为号，但开始称之为“图志”或“志”；经和志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图的地位和作用明显缩小。这是一个长足的进步。方志“至唐宋遂为地方志之通称”⑩，比较名副其实了。隋唐方志至今尚存者仅有唐李吉甫所纂的《元和郡县志》四十卷，其书“志与图必实稽当时图籍为之，最为可据……为后世纂修舆地之法。”（11）然而，书中志部分有阙，图部分早在宋时已亡，直至清代，严观因依原书体例，采摭诸书，作《元和郡县补志》，才使“向之所阙，皆宛然具备，读者乃快然无余憾。”（12）唐代还有《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九卷，今也已佚。其体例，前述建置沿革，次事迹，次郡望地名，次水名，次人俗，次物产，为后世地志体例所自昉。”（13）
    宋代，方志最为盛行，是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宋代在修志的组织形式、规模和体例的完备性、内容的充实性上，都远远超过了隋唐。当时，方志不仅官修，而且私家著述也很发达。这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史学、地理学的进步有着直接关系。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有三，一是方志完全从地理书中分野出来，自成体例，而且比较完备，为后来方志的编纂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凡举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方伎、金石、艺文、祥异无不汇于一编，隋唐以前，则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14）二是出现了一大批方志杰作，成为后代修志的模式。乐史的《太平环宇记》二百卷，取自古山经地志，卷帙浩博，考据精核，填补了前人的漏落和阙遗。“零篇断简，籍是书存在实多，此其所长也。”（15）然而，这部巨著的最大贡献是在方志的体例和内容上，对唐代方志名著《元和郡县志》不但有所继承，而且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影响了后来。它对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使“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例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16）人物和艺文在宋代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重视，反映了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显著成就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后代史学、舆地学家对《太平环宇记》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地理书自吉甫以后，籍以考镜古今，联缀前后者，实无踰此书。”（17）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流传至今，千年而不废，成为中国历史学、舆地学的宝贵财富。三是讲求条理，注重考证。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不仅在体例上介于元和太平二志，“于地理、户口、土贡以及州县之等第，无不备载”（18），而且还有提高，表现为“叙述简括，条理井然……宜最为当时所重也。”（19）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体例明晰，有条不紊，寻览容易，在这方面，好于《太平环宇记》，所以，也是“舆地中之佳本”。到了南宋时，方志更讲求体例严谨，考证赅洽。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二百卷“为最善”。它“每郡自为一编。以郡之因革，见之编首，而诸邑次之，郡之风俗又次之，其它如山川之英华，人物之奇杰，吏治之循良，方言之异闻，故老之传说，与夫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皆附见焉。”（20）宋时的府县志中，宋敏求《长安志》以记录详细见称，这一点“实非他志所能及”。它对长安的城郭、官府、山川、道路、桥梁、河流、驿站、物产、寺院、风俗，“纤悉毕具”，甚至连唐代大官僚的家在哪条街的什么地方，“皆一一能举其处，桀然如指诸掌。”（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