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方志的特点 黑龙江方志记载了黑龙江地区的地理,特别是记载了各族人民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历史。由于黑龙江地处祖国北部边陲,方志更有着特殊的价值。 康熙元年清政府更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将军,二十二年于瑷珲设镇守黑龙江将军。直至光绪末年始创省制,分设府、厅、县。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清政府对东北及黑龙江地区实行反动的封禁政策,严重地阻碍了黑龙江流域的开发,造成了经济和文化的长期落后状态。在近代,又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度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样,就使黑龙江方志形成晚,数量少。其特点,一是种类繁杂。黑龙江方志约二百余种,二千卷左右。大体可分为五种类型,一类是通志。作为黑龙江的地方志,最早见于元朝的《辽阳图志》。《辽阳图志》是一部记载整个东北包括今天黑龙江的通志。在元朝,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治辽阳故城,统辖辽阳、东宁、沈阳、开元、广宁、大宁、海兰府硕达勒达等七路。开元路也就是当时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女真族居住的地区。《辽阳图志》大德七年成书,它当时是供编撰《大元一统志》使用的一个稿本,因而没有刊刻。据《大明一统志》记载:“辽东都指挥使司,形胜(东北--都会),引开元志一条。”我们知道黑龙江方志中,还有《开元志》。这些方志,距今已有六、七百年了,早已亡佚。在明代,东北及黑龙江的方志,有《辽东志》和《全辽志》。《全辽志》是以《辽东志》为蓝本,增嘉靖十六年以后的事迹,名虽异,实则是《辽东志》续修本。《辽东志》和《全辽志》对东北地理、历史各方面记叙广博,是东北及黑龙江方志中的重要著作。清康熙朝曾命各省纂志书,府尹董秉忠“广搜博询”,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纂了《盛京通志》三十二卷。后来,在雍正十二年,乾隆元年、十二年、四十四年,多次重修、增修,因此,《盛京通志》版本很多,内容也在不断扩充。康熙时,虽然分别设立了宁古塔、黑龙江将军,负责黑龙江军政,但仍没有脱离同盛京的隶属关系。所以,《盛京通志》“合东三省事而并记之,然皆以盛京为主,吉林及黑龙江特从附载。”(47)这些通志对黑龙江的记载都是比较粗略的。二类是黑龙江省志,由于“方裔旷远,前史莫详……考验地理,搜讨文籍,然于黑龙江仍多简阙,而私家纂著若方式济龙沙纪略,方观承卜奎风土记,西清黑龙江外纪,英和卜奎纪略,徐宗亮黑龙江述略诸书,亦覆寥寥可数。”(48)粗略地统计,属于省志者约有二十余种,二百余卷。西清《黑龙江外纪》撰于嘉庆年间。西清“官黑龙江数载”(49),查阅古籍,摭拾旧闻,一一录之,遂成此书。全书共分八卷,内容丰富、详细、准确,是研究黑龙江地方史重要的史籍之一。在省志中,《黑龙江志稿》是一部体例最完备、内容最丰富的省志。当时黑龙江省政府的“省志编纂室”,从民国八年开始纂修,至民国十八年“迄末成书”。张伯英等人在此基础上,又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北平修成并付印。全书分为地理、经政、物产、财赋、学校、武备、交涉、交通、职官、选举、人物、艺文等十二类,六十卷,一百四十万字,对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沙俄侵略黑龙江的历史、历代政府的管辖和设置、黑龙江的开发和各种经济政策及措施、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丰富的自然资源、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事件,都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记叙了黑龙江的历史,反映了近代黑龙江的基本状况。此外,还有金梁《黑龙江通志纲要》等,也是有价值的省志著述。三类是,今天黑龙江所管辖的松花江右侧广大地区,历史上属吉林管辖。所以,《吉林外纪》、《吉林通志》等,也记载了黑龙江省及一些地方的历史情况,因此,这些志书,也是黑龙江省方志的一部分。四类是县志,据不完全统计,三十二个县有志,共五十余种。较早的是方拱乾《宁古塔志》、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光绪十六、七年的《依兰县地方志》、《阿城县地方志》、《宁古塔地方乡土志》,还有后来的《呼兰府志》,其余大部分都是民国年间编修的。在县志中,宁安、瑷珲、双城、阿城、依兰、呼兰等志具有地方特色,在体例、内容、文字上也是比较好的。五类是,在伪满洲国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强化在黑龙江各地统治,搞了大量调查,形成了一批所谓“现势”、“事情”、“概况”、“案内”之类的书籍。这是帝国主义侵略黑龙江的产物,也是殖民主义统治在方志中打下的印记。正象《黑龙江志稿》所说:“日本人于南北满之考察,每年汇成一书,不下数百种,虽多繁复,或有失实之处,而触目惊心,无处不可为国人自省之地。”据1939年出版的《满洲关系资料集成》记载,黑龙江省的六十二个县有这类调查书籍,达八百二十多种。它虽然在体例上与方志有所不同,但毕竟是一个地方一个历史时期的记录,对于我们仍然是有用处的。总起来看,黑龙江省和大约六十个市县是有志可查的。这些都是我们研究黑龙江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不可缺少的资料。二是集中反映了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较早的黑龙江方志多是清代流人所作。方式济的《龙沙纪略》,撰于康熙年间。康熙五十年,因其祖父方孝标南山集之狱株连,方式济同他的父亲也判处斩决,后经皇帝市恩减死,父子俱戍黑龙江。何秋涛在考订《龙沙纪略》时,认为《龙沙纪略》是“式济往省”时所撰,四库全书亦录作“式济往省”。其实,来往黑龙江省亲的是方式济的儿子方观承兄弟,而“登峄父子俱戍,见于袁枚撰方观承神道碑,四库提要所记实误。”(50)方式济在遣戍期间,“据所见闻,考核古迹,勒为九门:一方隅,二山川,三经制,四时令,五风俗,六饮食,七贡赋,八物产,九屋宇,总名曰‘龙沙纪略’”(51)。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地处极边的黑龙江省“昔古舆图,既虞疏漏,近时志乘,只据传闻。式济久寓于斯,闲居多暇,访询游览,事核语详,既足订辽金诸史之伪,并可补盛京通志之阙……诚是编乃舆地家不可少之书也。”(52)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补逸中也认为,《龙沙纪略》“颇多考辨,并有志乘所未载者”。方氏家族、杨宾父子以及吴振臣、英和等人,被罪流徙,在政治上受迫害的情况下,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并发愤著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们编撰黑龙江方志的先河之功是不可泯灭的,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从方志编纂背景、目的和内容上,反映黑龙江边疆地区的特点,《黑龙江述略》尤为明显。《黑龙江述略》撰于光绪十五年。时人叹之为“伟作”,是“经世实用之书”。沙皇俄国霸占了黑龙江流域的大片领土。当时许多人对清廷丧权辱国行径不满,感到“边事难言”。在这种情况下,年近花甲的徐宗亮,恻然满抱忧世之心,“身行绝塞,矻矻著书”。徐宗亮在谈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时说:“近自中俄重订界约,三十余年,边防日益重要,宜有专书备具今昔因革之故,庶治国闻者,得有所择焉。”因此,徐宗亮在《黑龙江述略》中,引古筹今,不仅对黑龙江开发初期作了详细的叙述,而且用“附注”的形式,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在疆域卷中,叙述了“顺治九年以后,俄入岁尝入境侵犯”的情况。在兵防卷中指出,俄人“居心尤为叵测,固不待智者有戒心也”。在贡赋卷中,认为“黑龙江省虽处荒边,论及地利,视内省殆为过之”,“开垦之举,实为黑龙江第一美利”,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而那种“议者则举祖宗法禁,旗丁生计为词,以相煽惑,致使朝廷耳目,几为之淆,边疆不振,未始不由此为之兆也。”这些“切当世之文”,仍然是我们今天研究的课题。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志将进一步得到发掘、整理和研究,而重放光华。在继承和吸收历代方志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实践和探索,一定会出现大批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记录各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新方志,使祖国文化宝库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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