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价值、地位和作用 过去,有些文人,由于阶级偏见和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对方志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贬其为“类书”、“陋志”、“非著述之体”,“不足供大雅之参考”,这是错误的。我们对方志,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作科学分析,给予正确的评价。 方志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方志打上阶级的烙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是必然的。这主要表现在方志的纂修目的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他们歌功颂德、愚弄人民、统治人民的工具。“庶知前人作图志之意,非图以广记载,备考订而已,将以为勤政之一大助也”(32)。“每地修志,主要标的在于备行政官吏之鉴览,以定其发施政令之方针……使在位者鉴览得其要发施得其宜。”(33)其内容及体例设置、类目编排上,也是松散、零乱,有的方志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志中“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剪裁”,使“观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34)。在文风上,有的方志“习套相沿”,似散似骈,非叙非论。在修志的过程中,营私舞弊现象也是不少的,“今之所谓修志,令长徒务空名,作者又鲜于学识,上不过图注勤考成,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35)甚至官府利用不肖文人挟私诬罔,邑绅大户竞相奔走,“贿赂公行,请托作传。”(36)上述情况,不是所有的方志都这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病。对于方志中的唯心主义说教,荒诞无稽之谈以及其它封建糟粕,应是注意批判,加以摒弃,不必大惊小怪。从方志的价值上看,好的方志固然是珍贵的,就是那些体例和内容上编撰得不好的方志,也是有价值的。“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37)。因此,这样的方志也是历史研究中披沙拣金的凭借,也是不应该遗弃的。 方志的基本方面,是它具有内容丰富、材料真实、史实完整、涉及广泛的特点和它能起到正史和其它史籍所起不到的作用。 第一,方志内容丰富,记录详细,为国史所取裁,是史学著述的基础。“方州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38)方志“采风问俗,胪列备书,其事重且大者,輶轩之撷余,亦考古之所资也。”(39)方志内容丰富之所长,久为史家所利用。我国的一些史学名著,有的以方志的记载为史料,有的就是在方志的基础上的笔削。例如,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就是“籍资于百国宝书”(40),在鲁史《春秋》的基础上删改而成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班固是在得到秦图书、《山海经》和许多郡国地志,又有刘向略言地域、朱贡条记风俗以后,作地理志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谈到旧唐书源委时说,唐末播迁,载籍散失,宣宗以下四朝未有实录,为修旧唐书,史馆派人到两浙荆湖等处购募野史和地方志乘。《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全记当时之事,即晋书载记所取资也。”(41)《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古典编年史,司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刘恕、刘颁、范祖禹等人,采用大量资料,除正史外,杂史多至二百二十种,其中许多就是方志。因此,依靠方志修、补正史,是普遍的情况。 第二、材料真实,史实完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42)在历史研究中,有许多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和悬案。回答这些问题所依据的史实和史料,往往藏于大量的方志之中。例如,《红楼梦》研究中,关于曹雪芹原籍到底在哪里,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已注明“辽东辽阳人”。但从一九三一年有人提出曹家原籍是河北丰润的假设以来,一直争论近半个世纪不得解决。一九七六年根据《乾隆上元县志》、《道光上元县志》,特别是发现《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以后,与《康熙江宁府志》曹玺传、《康熙江都县志》以及其它史籍的记载相互参证,才进一步得出曹雪芹原籍是辽阳人,其家是从辽阳、沈阳到北京的这个比较合乎实际的看法(43)。一九七五年在齐齐哈尔发现了康熙年间的“神威无敌大将军”这门铜炮。这门炮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会在齐齐哈尔发现它,这在西清的《黑龙江外纪》中,记载是最早的《黑龙江外纪》卷四中说:“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皆有炮,曰神威无敌大将军:齐齐哈尔、黑龙江各四位……皆平定罗刹故物也。”书中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是在雅克萨战争胜利后“库贮”在齐齐哈尔的。这些翔实的记载同“神威无敌大将军”一起成为黑龙江军民抗击沙俄侵略,进行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有力见证。总之,方志“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44)的特点,对于史学的专题研究、校雠古籍、鉴别真伪、解释难疑以及进行考古等方面的作用,确实是正史不可比的,也是很难办到的。所以,鲁迅先生对方志作过收录和研究,他明确指出,官修而加钦定的正史要摆“史架子”,里面不敢说什么,而“野史和杂说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象正史那样装腔作势。”(45) 第三,涉及广泛,是以地方为范围,以历史为体裁的百科全书。方志“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而其材料又在直接取于档册、函扎、碑碣之伦,……比较正史则正史显其粗疏,以较报纸则报纸表其散乱。”(46)方志如此缜密系统的记载,不仅涉及到历史学的各个方面,而且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就是对自然科学也有大量系统的记录,几乎每个方志都记载了当地的气候、山川、道路、河流、矿产、物产、灾害。它不仅可以使我们知道过去的情况,而且还能为今天发展经济、促进生产、改革技术提供极其有用的资料。早在1958年,周恩来同志就指出,县志中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要系统地整理方志及其它书籍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资料,作到“古为今用”。可惜,这样有益的事情,过去做得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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