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号援庵，广东省新会县人。生于公元一八八○年（清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卒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一日，终年九十一岁。
    陈垣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史学大师，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盛名。他在历史学的许多领域都作了独创性的工作。他是宗教史的权威之一，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我国流传的历史都有深刻的研究，还有许多关于道教史、犹太教史、火祆教史、摩尼教史的著作。他对历史学的一些辅助学科，如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等，作了总结性的工作。在断代史方面，他对五代、宋、元、明、清史，特别是元史，有深入的研究。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科学态度异常严谨的三百余万字的史学著作（包括尚未发表的一百余万字）。
    陈垣同志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从十九岁开始，当过小学、中学教员。一九二二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一九二三年任燕京大学教授，一九二九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一九三○年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以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一生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材，许多史学工作者受过他的教育。
    陈垣同志还十分重视图书、档案、资料工作。一九二一年曾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馆长，一九二六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一九二八年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他曾参加或主持清内阁大库档案、敦煌资料以及《宋会要辑稿》的保管和整理工作。
    陈垣同志是靠自学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的。他的治学经验，现在对我们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据他自己回忆，他从七岁（虚岁，下同）在广州入私塾读书，十四岁以前读四书五经。私塾里完全是呆板地死记硬背，不能背就挨老师打，只有用逃学一法来躲避。十三岁时，他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觉得指出了读书门路，渐渐学会按着目录找自己需要的书看。十五岁那年（一八九四年），广州大疫，私塾解散，因此不用学习那枯燥无味的八股文，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后来他多次满意地提起这段自学生活，说“读书之基树于此也”。十八岁（一八九七年）入京应试，因八股不好，失败，深受刺激。回广州后，一面教书，一面攻读八股文。他收罗了以前十科乡试、会试的试卷，精选出“学有根底，与己性相近者”百篇，作为范文，“揣摩其法度格调，间日试作，佐以平日之书卷议论”。但等到八股文学好，科举也废了。如果说这两年的时间有什么收获的话，就是得到了一些读书的办法，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一九○四年至一九○六年，他任广州《时事画报》编辑，积极参加了一九○五年因美国政府颁布《华工禁例》、继续执行迫害华工政策而激起的反美爱国运动，同时撰文宣传反对清朝政府。不久被迫离开广州，回到家乡新会的一所小学教书，既教国文、算术，也教体操、唱歌，这些在当时都是新鲜课程，很受学生欢迎。
    一年多以后，陈垣同志重到广州。他当时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一定要使科学发达起来。他选择了医学作为自己救国的职业。一九○七年他到博济医学院学习，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医学院，教会对中国籍的教师和学生很不尊重。于是他愤然离开这所医学院，与一些朋友创办了光华医学院。他本人既是这所医学院的董事之一，又是它的第一届学生（一九○八至一九一一年），毕业之后，又留在学校当了两年助教，一面讲授生理学、人体解剖学，一面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医学卫生知识。这六年的医学学习和教学生活，对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工作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正是由于研究医学，进而研究医学史，从而对史学发生强烈的兴趣，以至后来终生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另一方面，医学的科学诊断方法，对他后来研究历史，是有启发作用的。
    一九一三年陈垣同志再次来到北京，从此定居北京。在北京，他有机会阅读很多在广州读不到的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研究《四库全书》的情况。在广州时，他已经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阅读了几遍，但是其中著录的书很多在广州看不到。这次来京，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已经移贮京师图书馆，于是，他花了几年时间倾全力于阅读和研究《四库全书》。他曾亲自带领助手，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按函、按册、按页地对这部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七册、二百二十九万一千一百页的大丛书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点。在这个基础上，他大量阅读了那些只有《四库全书》才有，而在外面看不到的书。
    经过多年的积累，陈垣同志开始了史学的著述。三十八岁（一九一七年）时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这篇文章搜集了丰富的史料，阐述了一直被人忽略的元代基督教的情况。它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普遍的重视。从此，他的史学创作进入了旺盛时期，历久而不衰。
    一九三九年初，他回顾自己二十年史学研究的过程时写道：“二十年来余立意每年至少为文（专题）一篇，若能著比较有分量之书，则一书作两年或三年成绩，二十年未尝间断也。”事实确系如此。翻开他的著作年表，他写作史学论文或专著，一篇接着一篇，几乎没有间断，而且往往是前一篇还没有最后完成，又已经在酝酿下一篇的创作。这种创作的动力，是一种责任感和爱国心。他曾对学生说过：前人给我们留下不少成绩，我们也要给后代留些东西。又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超过人家。他是这样教育学生的，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他不但注重创作的数量、更注重创作的质量，要求自己的每篇著作“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他认为：“材料、工具、方法为治学之三大要件”。
    他十分重视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材料没有收集好，绝不动手写文章。他提倡“竭泽而渔”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竭泽而渔”，就是研究某一问题，一定要把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弄到手。然而，这并不等于把全部材料都堆在著作中，而是要经过一番整理、考订，看哪些是第一手材料，哪些是第二手材料，哪些是主要材料，哪些是次要材料，最后引用的，只是那些经过反复考订，证明是最可靠的材料。由于陈垣同志有渊博的目录学知识，又勤于搜集材料，所以他的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材料丰富而精确。他一般不轻易下结论，所下的结论都有坚实的论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陈垣同志在研究问题时，善于依靠工具、利用工具。有现成的工具可以利用，固然很好。没有，就自己动手搞。他一生因研究史学而自己动手搞的工具书，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有上百种之多。陈寅恪先生等，经常利用他编的工具书。
    陈垣同志所编的工具书，最著名的是《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他因为研究元史、回族史和中西交通史，深感没有一本中历、西历、回历的合历，就不能进行精密的研究。于是从一九二一年起，下苦功夫，用了四年时间，编成《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从此中西回史的年月日都可以互通。他在《中西回史日历》的自序中谦称它是“二千年之中西月份牌”，“一千三百五十年之西域斋期单”，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岂敢言历哉！”这两本工具书，几十年来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不少便利，至今仍没有失去它的价值。
    陈垣同志当时所说的方法，自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但也不同于传统的考证方法。以一九二八年完成的《史讳举例》为例，这本著作是为纪念钱大昕诞生二百周年而作的，书中也吸收了钱大昕关于避讳学的成果，但它不同于过去任何一部关于避讳的著作，陈垣同志搜罗了极其丰富的避讳史料，从中精选出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归纳为八十二例，不但阐明了历代避讳的种类、所用的方法、因避讳而篡改史实等情况，而且指出如何利用避讳学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他在序言中谈到作此书的目的是“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确实，这是一部关于避讳学的总结性的著作。
    陈垣同志一生的嗜好就是买书、读书。他常说：“我如鱼，书如水，鱼离开了水，不能生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因为离不开多年的藏书，他留在北平。他不顾敌伪的威胁利诱，坚决不任伪职，坚持了民族气节。
    由于亲身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统治的苦痛，这时他的政治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并进而引起他史学思想的变化。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这一段话，是他自己思想的真实写照。过去他最钦佩的学者是钱大昕，佩服他考据的精密。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转而推崇顾炎武，用他的《日知录》作为“史源学实习”课程的教材，以为这是经世致用之学。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之后，他又讲授全祖望的《鲒埼亭集》，要学生不但要找出文章中史实的错误，更要“得其精神”，也就是全祖望在文集中表彰的明亡后东南一带抗清义士的斗争精神。
    在抗日战争期间，陈垣同志写了几部重要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和《通鉴胡注表微》等。这些著作，一方面保持了他过去著作所具有的材料丰富而精确的特色。例如，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他使用了过去从未被人利用过的《嘉兴藏》中许多和尚的语录。为了搜集这些材料，他带着助手，服用疟疾预防药，到存放《嘉兴藏》的那座阴暗潮湿、蚊虫密布的房子去，直到把《嘉兴藏》全部翻完。在写《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时，他利用了二十年代他所搜集的大量道教碑刻。另一方面，这些著作与他过去的著作有很大不同，议论很多，感叹很多，他通过褒贬抑扬，抒发自己的爱国感情。前三部书从题目看来好象是纯粹的宗教史，实际上它们也是政治史，是明末清初西南和东南人民抗清史以及金代河北人民生活和斗争史。《通鉴胡注表微》的“表微”，就是要阐发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陈垣同志在这些著作中，借古喻今，希望能起“正人心，端士习”的作用。例如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有这样一段话：“人非甚无良，何至不爱其国，特未经亡国之惨，不知国之可爱耳！”表达了沦陷区广大人民的感情。他还痛斥历史上那些汉奸是“人之恨之，不比人类”，“千夫所指，无疾而死”，显然这是针对当时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而发的。陈垣同志就是这样，用他的笔参加到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