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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昭日月 文章继世长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社会科学战线》 李华 参加讨论

1984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二届会长吴晗教授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北京市历史学会决定编辑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共4卷本,分别于1984年9月、1986年1月、1988年3月、1988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选集》),以纪念他在史学上的卓越成就。1983年春,北京历史学会从各单位抽调历史学专家共19人组成了编委会,从事该书的编辑出版及咨询事宜。我和杨钊教授被推选为负责人,负责组织和具体出版工作。大约在1984年,北京出版社计划出版“三家村丛书”,《吴晗文集》为其中一种(共4卷本,已于1984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文集》),我又参加了第1、2卷的主编工作,并参与了其他两卷的协调工作。此后不久,我和苏双碧同志再次编辑了“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本的《吴晗史论集》1册(已于1987年8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论集》)。从1983年春开始准备,到1988年6月出版最后一本为止,共用了6年多时间,我们为吴晗教授出版了他的遗著三种9册,合计3745000字。这是以戴逸教授为会长的北京市第四、五届历史学会最大的功绩之一,它必将受到后人的重视。
    吴晗教授是一位博学多产的学者,他才华出众,勤奋好学,除撰写了大量史学论著外,还发表了不少如历史剧、杂文、论道德等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他从30年代初二十来岁起,到60年代中期文革开始为止,35年来他一生共发表、出版了500篇(部)左右的论著,总字数约400万字左右(他所编辑的资料, 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他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常识》等不计算在内)。在编辑这三种书的过程中,我的编辑思想是:吴先生的一些代表作,各部书不怕重复,根据各书的容量及总字数多少来按比例分配篇幅。至于他的其它文章,在这三种书当中,适当分别穿插,全部收入。总之,我是准备给他出全集的,后因《选集》第3卷,删掉一部分解放后写的论文, 故未能完全如愿,但大体上重要的文章都收入了。
    吴先生的文章,散见于抗日战争前和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以及解放后的各报刊杂志,而这些报刊杂志,又散见于北京各大图书馆。有的报刊,年深日久,已成为稀有的珍品,只能看或雇人抄写,不准复印;有的报刊借出查阅也要层层批准。当我们编辑这三种书时,从查阅、搜集文章,到复印、雇人抄写,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历尽了千辛万苦,也尝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在编辑过程中,有几件事感人肺腑,几乎使我终生难忘。
    一、《西汉经济状况》一书出版的来龙去脉
    1950年吴晗先生在《中国青年》杂志总32期上,发表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他说:“1930年他在上海公学上学时,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了80元稿费。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赏识。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从吴先生这一段文字来看,只是说明曾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卖给了大东书局,而后来文章的结果如何,出版了没有,并没有谈到。正因为如此,当1982年张守常先生编著《吴晗著作目录编年》时,谈到《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写的是“未出版”(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1辑,《吴晗传记》附《吴晗著作目录编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5月版)。所以,我在1983年编辑《选集》第1卷仓促交稿前,虽在北图、科图等各大图书馆查询过,但毫无结果。1984年9月《选集》第1卷出版,我在编辑《选集》其他各卷及《文集》、《论集》时,为了继续搜求线索,有一天晚上我去吴先生之子吴璋家里去拜访,他和他妻子岳颖接待了我,并领我参观了文革后发还的部分藏书。我意外的在书架上翻到了《西汉经济状况》(与原记载只差一“的”字)一书,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原书为小32开本,大约有45000字,上海大东书局1940年2月版。原为平装,吴先生还自己化钱加以精装烫金。翻开书的后页,盖有中国书店图章,并有用钢笔写的0.36元定价。该稿从1930年以80元卖掉,为什么到1940年相隔10年后大东书局才得以出版?其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该书出版时,上海早已沦陷,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大东书局是在战乱环境下,在租界地里出版的。而该书出版时,吴先生正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当然他不会知道。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8月他又回到北平清华大学教书,由于该书的印数不多,流传不广,据我推想,一直到1950年他为《中国青年》杂志写那篇文章时,他对该书是否出版?仍不甚了了。否则他在写文章提到该文时,不会那样含糊其词。另外从该书0.36元的旧书定价来看,吴先生购到这本书也决不会早于1955年初。因为在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命令规定:从该年3月1日开始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现行发行的旧人民币。新旧币的折合比例为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以《历史教学》(月刊)杂志为例,1955年第2期还定价为2800元,到第3期就改为0.28元了。由上可知,吴晗先生所藏的那本《西汉经济状况》,大概是在1955年2月份以后的日子里,在旧书摊上买到的。
    《西汉经济状况》一书是吴晗先生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一篇力作,当时他年方21岁。经过了60年,该书从今天标准看来,虽算不上上乘之作,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史学界所热衷的是什么考据钻牛角尖,而忽视经济史的研究,该文至今仍不失其光彩。他在当时下苦功夫写出这样一篇有如此深度的文章来,说明他在年青时代史学基础十分深厚;再结合他以后陆续发表的先秦史方面的若干文章,又说明他还没有确定此后终身研究明史的方向。
    该书被发现后,我立刻将它收入《文集》、《论集》两书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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