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有没有思想武器？有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是史学界有争论的问题。刘其发同志发表于《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的《试论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一文，就农民战争的平等思想、宗教与皇权主义作了偏重理论的阐发，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基本同意刘文关于农民战争具有平等思想的论点。不过对平等口号的年限、农民战争中宗教与皇权主义性质的记述，尚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商讨。
    一
    首先要商讨的是：农民战争中平等口号的年限问题。刘同志认为，农民战争的平等口号是贯穿于从秦汉直至明清二千年的封建社会全过程中的。我们认为，平等口号是在封建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具体说来是在中唐以后出现的。
    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唐以前的农民战争没有出现过平等口号。如秦末农民曾有以“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但“伐无道，诛暴秦”并非陈胜发出的呼声，而是陈县“三老、豪杰”的赞语。公元前二○九年，陈胜首难后，迅速攻占陈县，“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陈涉世家》）这说明秦王朝的暴政不仅激起农民的反抗，也使某些地主分子从统治营垒里分化出来，以致“伐无道，诛暴秦”也成为他们的愿望。但必须指出，反暴政不等于平等思想，因为地主阶级没有平等思想，而平等思想也决不会成为地主分子与农民军的共同呼声。刘同志认为陈胜“第一次发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呼声，这是农民要求平等……的最初表现”是不确切的。
    那么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有没有提出平等的口号呢？从史实来看也没有。就以张角自称的“天公将军”来说，“公”并不指公平，而指农民军将领带有神秘主义的最高职称。《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张角起义后，“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这三个职称均带有太平道的神秘色彩。《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云太平道“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张角兄弟创立太平道时，主要以巫医治病作为聚众的手段，故在他们起义前，“角、弟良（梁）、弟宝自称大医事”（《后汉纪》卷24）。起义后的职称也受到以迷信治病的“三官”影响。而“三官”中的天官、地官、水官神仙是有级别高低的，正如《太平经》中把人分为三等有差别一样，所谓“天生人凡有三等，第一天生，第二地生，第三人种生”。张角兄弟的天公、地公、人公将军即指领导集团职位的等第而言。刘文认为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就是一种要求平等愿望的反映”，也是不确切的。
    由此可见，秦汉农民战争中没有提出平等口号。直到唐末才提出平等口号，而且贯穿到明清，其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唐末黄巢起义公开举起“均平”旗帜，这是农民战争史的创举，说明农民起义军已开始运用平均主义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然而，平均主义内容不很明朗。到了宋代，平均主义内容才明朗化，如北宋李顺起义根据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口号，实现为平均分配地主浮财的革命行为：“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其家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梦溪笔谈》卷25）南宋钟相起义提出“等贵贱、比贫富”的口号，把平均主义从经济领域贯穿到政治领域，即反对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反对政治上的不平等，比王小波的“均贫富”口号深化一步。可见，两宋农民战争涉及平均主义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均比唐末有所发展。然而，宋代平均主义与唐代一样，仍然停留在“财粟”之类生活资料的平均分配方面，还谈不到发展的新阶段。
    真正使平均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的，当推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均田”口号。列宁说：“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页）“均田”作为“最革命的思想”提出，无疑表明了中国农民战争的平等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平均分配生活资料的低级阶段发展到平均分配生产资料的高级阶段。因为夺取地主生活资料仅仅局限于对封建地租的再分配；而夺取地主生产资料则提高到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分配这一经济原则。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分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末的“均田”是农民战争史上的飞跃。
    平均主义为什么出现在封建社会下行阶段？为什么欧洲农民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甚至出现在封建社会晚期，如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就是典型例子。我们认为，这与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有关。
    我们知道，唐宋的生产力比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有了发展。唐中期以后由于农业中经济作物的增多，促使手工业生产扩大，手工作坊与行会组织随之增加，出现了专门从事雇工生产的佣工作坊，佣工中有按日计工资的“日佣人”与按月计工资的“月作人”，反映了中唐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阶级结构中的非农业成员有所增加，影响了农民起义队伍的成分。如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黄巢都是私盐贩出身，部众中拥有茶贩、盐贩与大批工商人。再如宋代由于经济比晚唐有所发展，特别是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手工业生产较为繁荣，不少手工业工人与小商人赖此谋生，也影响了农民起义的成分。如太宗时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是茶贩出身，队伍中有茶贩、织工、小商人、小贩与市民。起义的导火线就是统治者在成都“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4 ）引起的。这些都反映了唐宋农民战争的社会基础的扩大与维护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当然，唐宋时期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毕竟标志着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加速了土地的转移，激发了起义农民要求平均财权的革命意向，这是唐宋农民起义提出“均平”、“均贫富”口号的经济根源。
    那么，“均田”口号为什么不在唐宋而在明末提出呢？这是因为“均田”口号与均财口号一样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中叶以来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统治者为了摧残这种微弱的新生产关系，加强了对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的榨取，使他们纷纷破产。明末农民起义中的“平买平卖”口号就是针对明王朝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加强对城市工商业和农村的掠夺而提出的。提出“均田”口号同样也与商品经济发展有关。由于市场的相对扩大，商品、货币与土地投入流通领域增多了，这使原先附加在土地上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有所削弱，突出了土地的重要性。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把劳役负担部分沉淀到土地上征收银两，就是认识到土地重要性的一个例证。这说明封建社会土地制约一切的经济原则逐渐从封建经济扑朔迷离的外衣下明朗化了。作为地主阶级对立面的农民阶级也把斗争提高到夺取生产资料的高度。明代中后期农民运动的特点就是夺取土地斗争的迅速增加。例如崇祯年间某些农民起义，出现依其“田土膏腴”、“且耕且掠”（《绥寇纪略》卷2）， 也有“耕牧”某地“为持久计”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0），还有左革诸部在英山“阻险种田”（《绥寇纪略》卷4）。李自成就是在上述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均田”口号的，它触及了封建社会最本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并首次作为政治斗争纲领载入农民战争史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封建社会农民的平等思想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性不仅表现在平等思想的空想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它的不健全方面。它不足以抗衡封建意识，以致使神权主义与皇权主义乘虚而入，形成了农民战争思想的矛盾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