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史学，著述宏富，流派纷呈，考据学异军飙起。诚如王国维所说：“考据之学，亦至宋而大盛。”（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这一时期，考据蔚然成风，较有影响的史考佳著不断涌现，吴缜所著《新唐书纠谬》就是其中之一。（以下简称《纠谬》）
    吴缜，《宋史》无传，生平事迹不可详考。南宋吴元美说他“字廷珍，成都人，熙丰时名公师孟之子”（《纠谬后序》）其父吴师孟，字醇翁，庆历间进士，以善书知名。刚直敢言，元丰中反对新法，是苏轼所称“矫矫六君子”之一（陆心源《宋史翼》卷一《吴师孟传》）。吴缜“治平中进士，年分无考。”（《成都县志》卷二《选举志》）《全蜀艺文志·吴氏族谱》则记载他“以世科官至左朝议大夫，知邛（四川邛峡县）、蜀（四川崇庆县）、洋（陕西洋县）、万（四川万县）四州。”吴缜虽“历数郡守，俱以惠政闻”（吴元美《纠谬后序》），但仕途并不得意，终是“游宦蹉跎，老为郡守”（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生平力学，博通古今，尤以考史见长，“多求前史谬误而参订之，然未尝示人”（吴元美《纠谬后序》），可惜这成果大多未能流传下来。今所存者仅《纠谬》二十卷、《五代史纂误》五卷而已。
    《纠谬》一书是吴缜“从宦巴峡”时所作，他在序中自述道：“缜以愚昧，从公之隙，窃尝寻阅《新书》，间有未通，则必反复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日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元祐四年，吴缜解秩还朝，取道长江东下，舟中闲暇无事，即取昔日旧稿，以类相从，整理成编，题名《新唐书纠谬》。绍圣元年，由侍读胡宗愈推荐，表进于朝。
    《新唐书纠谬》，初名《新唐书正谬》（吴缜《进〈纠谬〉表》），又称《唐书辨正》（《郡斋读书志》）、《唐书纠谬》（《直斋书录解题》）南宋绍兴年间吴元美刊行于湖州，题《新唐书纠谬》，一直相沿至今。
    一、《纠谬》的撰作动机
    《纠谬》一书，历来褒贬不一。我个人认为，探究吴缜作《纠谬》的动机，分析《纠谬》与《新唐书》的关系，全面认识《纠谬》的丰富内涵以及吴缜研究历史之方法，对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吴缜及其《纠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必要的。
    吴缜撰《纠谬》动机，自宋以来就有两说。一说其报宿怨，见于王明清所著《挥麈后录》卷二：
    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予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怏怏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谬》一书。至元祐中，缜游宦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绍兴中，福唐吴仲实元美为湖州教授，复刻于郡庠，且作后序，以谓针膏肩，起废疾，杜预实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缜著书之本意也。说吴缜欲予修《新唐书》被拒，心怀不满而作《纠谬》。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用了这条记载。这一观点，《成都县志》、《四库全书总目》全盘接受了，影响很大。
    一说其复父仇，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其文如下：
    其父师孟，显于熙丰。序言修书之时，其失有八，而纠摘其谬误，为二十门。侍读胡宗愈言于朝，绍圣元年上之。世传缜父以不得予修书，故为此。认为吴缜父即吴师孟未能予修书事，其子吴缜作此书以报父仇，不过用了“世传”二字而不坐实。
    两种说法，均来自宋人，都认为吴缜是怀私怨、泄私愤而作，后代史家也大都深信不疑，直到清人周中孚首开疑问，他说：“夫文章天下之公器，本难防人之诋疵。其后廷珍于《新书》反复参究，正属好学深思之士，而乃为修怨起见，一则谓其复父仇，一则谓其报宿怨，说已两岐，恐非实录。”（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七十一）今人陈光崇、曾贻芬二位先生对此书作过考证，认为纯属无稽之谈，现概要引述如下：
    辩驳关键，在于欧阳修入局修《新唐书》之时与吴缜或其父“初登第”是否吻合一致。
    《新唐书》正式设局修纂在仁宗庆历五年（1045），其时贾昌朝任提举官，王尧臣等为刊修官。十年之后，即至元和年（1054）欧阳修才入局修史，此书于嘉祐五年（1060）修成奏上。欲修《新唐书》者若是吴缜，他是治平（1064-1067）年间进士，虽“初登第”确切年份难考，但即便是1064年登第，距《新唐书》修成已有四年之久了，王明清的报宿怨说不攻自破。若是吴缜父，更是难圆其说。《成都县志》明载他“历中进士及第”，清人陆心源根据宋人史书、文集编成的《宋史翼》卷二又谓“王安石当国，与师孟同年生也”，即王、吴同年登第。查王安石为庆历二年进士（1042），则吴师孟亦庆历二年进士无疑。若以庆历五年（1045）设局修史，吴师孟欲参予修史，那么与“初登第”吻合，可惜，当时欧阳修并不在史馆，此事当与欧阳修无涉；欧阳修于至和元年（1054年）入局修史，则吴师孟登第已长达十二年之久，“初登第”又从何说起？陈振孙的复仇说也已见其非。（参见陈光崇《吴缜事迹考辩》，载《中国史学史论丛》；曾贻芬《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
    那么，人们究竟为何要说吴缜撰《纠谬》动机不纯呢？由于史籍无载，仅作如下推测。
    不满诬陷说。《新唐书》乃是欧阳修、宋祁大手笔所撰，当时就为朝野所推重，“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吴缜《纠谬序》尤其是欧阳修，文章、学问、人品为世人所敬仰，“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鹜，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吴缜官微位卑，名不见经传，却无视天下所忌，对欧阳修所撰《新唐书》、《新五代史》大张挞伐，言辞尖刻，意含讥刺，当然会引来讥毁并至。
    袒护陷害说。当代史学家柴德赓先生对妄说吴缜撰《纠谬》动机也有一说，他说：“欧阳修为北宋显学，王明清尊崇欧阳修至说欧阳之父决不出妻，为李心传《旧闻正误》所纠。此处仍是袒护欧阳修，不满吴缜，其言也未必可信。……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1072），其学派势力至南宋也还存在。吴缜因作《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其必为欧阳修的门生故吏所排挤无疑。”（柴德赓《史籍举要》）认为吴氏冤案是欧氏门徒为维护师尊而有意陷害所至。
    惊诧妄猜说。吴缜在《纠谬序》及《进〈纠谬〉表》中，针对《新唐书》中“善恶多相异之辞，纪传有不同之事，虚实详略，年月姓名，阙漏重复，抵牾驳杂”、“抵牾穿穴亦已太甚”等问题，每每“感愤叹息”、“常切私愤”，从而在《纠谬》一书中诘难考驳，措词尖刻异乎常情。尤其是“常切私愤”和“感愤叹息”，人们对其感愤不能理解而产生妄猜，捕风捉影之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吴缜撰《纠谬》的真正动机，是针对《新唐书》修撰中的失误、问题而发的，正像周中孚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至于言辞中意含讥刺，弹纠中过于苛细，正所谓人们常说的“欲事改修，自不能不痛加指斥”。吴缜“颇欲为欧、宋之诤友”（清·沈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实非心量窄小之人。他作《纠谬》弹劾《新唐书》，正是他对史书态度的集中反映。
    首先，吴缜对修史要求很高，认为史书受到后人诋斥是正常的。他说：“史才之难尚矣！……自秦汉迄今千数百岁，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之徒，方其著书之时，岂不欲曲尽其善而传之无穷？然终亦未免后人之诋斥。至唐独称刘知几能于修史之外，毅然奋笔自为一书，贯穿古今，讥评前载，观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为古今绝伦。及取其尝所论著而考其谬戾，则亦无异于前人。”（吴缜《纠谬序》）认为史书受人抨击是常情，即使是备受人称誉的“前四史”和史学大家刘知几的著作都不免后人诋斥，《新唐书》也莫能例外。而且，他从刘知几撰《史通》，批评历代修史成败和史书优劣，从而阐述自己的史学主张中得到启发，自己另辟蹊径，寓批评于专书考辨之中，言之有据，以便更能服人，这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既然有错就应改正。吴缜认为《新唐书》之修撰，令人失望。宋代重修《唐书》，有《旧唐书》作参鉴，辅之以新出史料；又开史馆专修，前后历时十七年，以欧、宋大家主之。此书本应修撰得较好，更何况书成后又自诩“文省事增”、“义类凡例，皆有据依”（曾公亮《进〈唐书〉表》）。吴缜进行实际考察，认为并非如此，故“从吏之暇，披卷以寻”（吴缜《进〈纠谬〉表》），仅以本史自相质正，纠出谬误四百余条，分门别类，编纂成书，正是可取之举。
    当然，吴缜在弹纠考辨之中，是否非要言辞尖刻，意含讥刺不可，则值得商讨。平心而论，《新唐书》规模宏伟，卷帙繁富，勒成删定，非出一手，其中抵牾舛驳之处，势所难免，这也是不必讳言的客观事实。吴缜弹劾《新唐书》，如果纠所当纠，言辞又不太过火，就不会授人以柄，为同仁所指摘。正如钱大昕所说：“新史舛谬固多，所纠非无可采，但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意，则非忠厚长者之道。”（钱大昕《纠谬跋》）
    综观诸家对《纠谬》评价，我个人认为，不能因“为贤者讳”而私存偏见，更不能因人废言，因事废著，应该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纠谬》对《新唐书》所纠究竟正确与否，才能得出合乎理性的评价。正如柴德赓先生所说：“学术问题，当从学术本身研究讨论。吴缜既作《新唐书纠谬》，应当看他所纠的是不是谬，不必问他对欧阳修是否有成见。先从枝节问题予以打击，不再齿及他的论点，这便是排斥异己，压制思想。”（柴德赓《史籍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