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纠谬》的史学思想
    通观《纠谬》全书，分析吴氏《自序》，我个人认为，《纠谬》一书不是简单的一部纯粹校勘学、考据学著作，而是一部很有历史眼光，颇多真知灼见的史学专著。吴缜不但精于校勘、考证，而且对史书编纂学、史料学，也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关于《新唐书》修撰八失之说，以及《纠谬》在弹纠《新唐书》各类问题时，散见于各类中的议论，都是他史学主张的反映。
    其一，以史为鉴的历史观
    宋代文史之士，有鉴于五代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道德沦丧，风气衰败，力倡取唐代以为龟鉴，如范祖禹深明唐代三百年治乱兴衰，认为“观古所以知今，明往所以察来”，“唐与本朝，如夏之于商，商之于周，厥鉴不远，著而易见”（《范太史集》卷十三《上太皇太后表》）而修《唐鉴》；孙圃著《唐史记》七十五卷，直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宋史》卷二九五《孙圃传》）吴缜也不例外，他说：“史之所记，必系乎兴亡治乱、礼乐政刑、褒贬劝惩、贤愚邪正，有益于名教，有考于后人，则虽多书而无害。”（《纠谬》卷十三）在以史为鉴的前提之下，吴缜特别强调修史详略取舍的重要性，以为“文省事增”乃“古之良法！”他说：“增事者，广记备言之谓也；省文者，详略适中之谓也。广记备言，则后世得以考察；详略适中，则无重复丛冗之弊，后世有所矜式。”（《纠谬》卷十二）故特列“事状丛复”、“当书而反阙”、“宜削而反存”三门，以为欧宋之《新唐书》并不是真正的增文省事。为此，他对记载那些与兴亡治乱无损益之事大加指责，如卷十三“安乐公主览镜作眉”是“徒于简策而贻讥诮也”、“杜审权手自下帘”是“人之闲居燕处常事末节，又何足载于史乎？”反之，礼仪制度、忠孝节义之类，“有益于名教”，则宜备载无遗。他认为“九宫贵神”是“自唐中叶以还，世世崇奉，人主尝所亲祝。礼次昊天上帝，列为大祠，迄今不改，其礼盖亦甚重。此正古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而史氏所宜记录者也。”（《纠谬》卷十四）以及《忠义吕之臧传》漏载马元规事迹，“无以旌忠节而助风教”（《纠谬》卷十四），实不应该。
    以史为鉴，并不是吴缜的发明，但以此评判史书编纂详略取舍是否得当，则是他人所未发，吴缜所为，使史书作为“惩劝”、“垂世”之训的教科书味更浓重了。
    其二，传信求实的史料观
    吴缜《纠谬》一书特别强调“史之所以传信也”，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多求前史谬误而参订之”，认为修信史就须重事实。他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吴缜《纠谬序》）认为“史”包含“事实”、“褒贬”、“文采”三要素，而“事实”是修史中的第一要素，也是信史的必然要求。首先要尊重事实，据实直书，然后寓褒贬于行文之中，辅之以文采，才能成为一部好的史书，否则事实舛误，一味褒贬、文采，则背离了修史的目的。这种先事实，后褒贬、文采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我国史学历来就有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中唐以后更为强调。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一方面，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大力提倡《春秋》学中的“尊王攘夷”，尤其是“尊王”、“大一统”观念，修史则重褒贬书法、《春秋》义例，对史实考证不甚重视，这种情形，尤以仁宗朝为盛，其代表作有孙圃的《唐史要论》，欧、宋的《新唐书》，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此前后，与重褒贬笔削，效法《春秋》相表里，注重史论，强调阐发封建伦理纲常，求历史的“龟鉴”之作也大量产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代表作之一，其他如范祖禹的《唐鉴》、石介的《唐鉴》、江休复的《唐宜鉴》，这些著作，除《资治通鉴》外，大都不重史实考证。另外，宋世讲学之风颇盛，笔记小说风行，门户之见甚深，清人赵翼说：“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修国史者，“乃不及考订真伪，但据其书抄撮成篇，毋怪乎是非乖谬也！”（《陔余丛考》卷十三《宋史七》）在这种背景下，吴缜提倡传信求实的史料观，先事实，后褒贬、文采，应该说是有功于史学的。
    其三，史出一家的编纂观
    宋代设史馆专修《新唐书》，弊端不少，尤以史实错漏违舛为甚。吴缜有感而发，提出了修信史的标准。他说：“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入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不莫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吴缜《纠谬序》）怎样才能修纂信史，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史出一家之言。他说：“夫古今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抵牾也。惟后汉东观群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吴缜《纠谬序》）他指责“东观群儒纂述无统”之语，实际上是针对宋代官修《新唐书》，即设馆修史的通病而发的。设馆修史，由宰相监修前代及本朝史制度始于唐朝，它给我国史学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其优点，如设局网罗各类专家集体纂述，各抒所长，对资料的采择可以比较周全，对体例和史学方法讨论也可进一步深入。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人多品杂，历史认识不一致，下笔时又怕得罪权门贵族等。刘知几就鄙视唐初官修诸史，并在《史通·辨识篇》中对设馆修史大加指责。宋承唐制，但史官任情避祸，流弊更大。宋太宗时苏易简说：“今人多不欲修史，盖善恶之间，惧其子孙为仇隙。近代委学士扈蒙修史，蒙性巽法，逼于权势，多所讳避，甚非直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四月癸末”条）欧阳修在《论史馆日历状》中也说：“近年以来员具而职废，其所撰述简略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者，皆设而不书，……其弊在于修撰之官，惟据诸司供报，而不敢书所见闻故也。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寮纂，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不记录，惟书除目辞见之类；至于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公文无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系以日月，谓之曰日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自古人君皆不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不可得也。”（欧阳修《欧文忠公集》卷一0八）其实，吴缜在指责官修史书诸多不足，提倡史出一家的同时，并未回避当时史馆官修的现实。随着史实的增多，史学内涵的扩大，若仍坚持一人之力修史，则皓首而丹青无日。合众人之力，设馆专修已成为历史必然。吴缜的高明之处，正是他认为“出一家之言”与史馆专修并不矛盾。史馆专修，只要设立课程，专其责任，划一体例，精审严校，也能达到“出一家之言”，这就为后代官修史书指明了出路。他所提倡的“史出一家之言”，乃是有识史家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