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独到见解的校勘观
    一般说来，校勘，是指用精密的方法、确凿的证据，校正古书中由于抄写或翻刻等原因产生的字句、篇章等错误，校勘的目的是复原求真，力图恢复古书的原貌，和著书者本人无涉。但吴缜并不认为这样，他在《新唐书》修撰八失之一的“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苟容”中说：
    方《新书》之来上也，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修之几二十年，将以垂示万世，则朝廷之意，岂徒然哉！若校勘者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雠对，则是二三胥吏足办其事，何假文馆之士乎？然则朝廷委属之意重矣。受其书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讨论击难，刊削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而五人者曾不闻有所建明，但循故袭常，惟务暗黑，致其间讹文谬事，历历具存。（吴缜《纠谬序》）认为校勘不只是校出文字的异同，还要校出纪事上的矛盾出入；校勘并不仅是校出史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同时也包括著书者本人的一切错误，这就把校勘的范围扩大，要求也提高。按照吴缜对校勘的理解，核之以《纠谬》一书，则卷四之“自相违舛”，卷五之“年岁时世差互”，卷九之“纪志表传不相符合”，卷十之“一事两见异同不完”，卷二十之“字书非是”，都是著书者本人失误，而校勘者又未称职所造成的。吴缜这种校勘观点，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称之为“广义校勘学”。他在总结清儒校勘五法时说：“第四种校勘方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前三种方法，都是校正后来传刻本的错误，力求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范围总不出于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的位置。然而校勘家不以此自足，更进一步对原书内容校其阙失。换言之，不是和抄书匠和书匠算帐，乃是和著作者算帐。这种校法，也分根据本书，根据他书两种。根据本书者，例如《史记》记载战国故事，《六国表》和各世家各列传矛盾之处便不少，便据世家列传校表之误，或据表校列传之误。……这种工作，限于史部，经子两部却用不着。这种工作，若把它扩大，便成独立的著述，不能专目为校勘；但目的若在替一部名著拾遗补阙，则仍属校勘性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古书校勘，本应是对事不对人，凡是文字讹误，史实错乱，不管是著书者还是传刻者造成的，均应在改正之列。如果一味囿于忠实原著，“执卷唱读，案文雕对”，那与校对又有何异？“复原”仅是校勘的出发点，“求真”即文从字顺、史实不诬、体例归一，而不是“求善”即替古人修改文章，才是校勘的真正归宿。“必也讨论击难，刊前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吴氏此论，别有新意。
    《纠谬》开启了专书弹纠当代人著作之先河。南宋以后，此风大昌，同类著作层出不穷。从吴缜《纠谬》本身的史学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上看，其人其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地位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