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吴缜为《新唐书》有功之臣
    《纠谬》与《新唐书》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新唐书》条有如下说法：
    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破，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拿，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抵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认为《新唐书》纵然有诸多失误，亦属常见，不足为奇；吴缜所纠，虽有可取处，但也是一家之说，仅可“存备考证”而已。我以为，此论有偏见，所说理由，不能服人，有因人废言之嫌（四库馆臣也认为吴缜是泄私愤而作《纠谬》）。所纠为常见之误，并不能贬低《纠谬》的成就；而越是常人视而不见的错误，才更应纠正，这样，史书才能日臻完善，就这点而言，吴缜是《新唐书》的有功之臣。
    《纠谬》一书，分二十门，共计四四九条，就《新唐书》在编纂上的前后矛盾、剪裁不当，以及史实脱误、史例不明、文字乖谬四个方面进行纠驳。所纠《新唐书》谬误四四九条，不乏精审卓识，可供后人参鉴者颇多。
    其一，弹劾编纂有据，深中其病。如自相违舛，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者，卷十“吴凑韩皋传不同”条：
    《吴凑传》云：“贞元十四年夏，大旱，谷贵，人流亡，帝以过京兆尹韩皋，罢之。即召凑代皋。”今案《韩皋传》云：“拜京兆尹，奏署郑锋为仓曹参军。锋苛敛吏，乃说皋悉索府中杂钱，折籴粟麦三十万石，献于帝。皋悦之，奏为兴平令。贞元十四年大旱，民请蠲租赋，皋府帑已空，内忧恐，奏不敢实。会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诉之。事闻，贬抚州员外司马。”由此言之，则皋之为京兆无政之甚者，而《吴凑传》所云，乃似皋本无过，而德宗以之为过。其意殊与皋传不同，书法如是可乎？一事两见，评析本应一致，京兆尹韩皋被罢职因由说法不一，是“无政之甚”还是“本无过，而德宗以之为过”，前后叙述矛盾，作者又怎能自圆其说？
    其二，考证史料精到，辨析入微。这里仅举卷一“以无为有”门“代宗母吴皇后传”条的考辨为例，《新唐书》记载宰相李林甫阴谋不测，太子（李亨，后为肃宗）内忧，玄宗与高力士见其宫不整，故恻然为太子选配偶，于是生李豫（后为代宗），生后三日，负姆嫌其丑陋，便取他儿代之，而玄宗不乐。吴缜便举出四条证据反驳其说。1，据本纪，李豫生于开元十五年，李林甫开元二十年才当宰相；2，李豫生时，其父李亨也不是太子，至开元二十六年李豫十二岁才为太子；3，太子之宫有典司之人，不可能不整饰；4，负姆换儿，纯属小说家言，天子的皇嫡长孙岂能轻易更换。所以断言，《新唐书》之说，漏洞很多，“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这条考辨，很有说服力。其它如清人李慈铭举出吴书“据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辨六年京师死囚四百之谬；据高宗年辨《孝敬皇后传》称萧妃女义阳、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之谬；据王承宗反及李吉甫再入相岁月辨《郑絪传》言吉甫谮絪漏言于卢从义之谬；据杨子琳、杨惠林二人时地先后，辨《刘昌裔传》、《戴叔伦传》以子琳作惠琳之谬；据《穆宗纪》及《刘总传》、《温造传》、《崔植传》，辨刘总所纳卢龙军八州九州七州不同之谬；据《玄宗纪》及《韦庶人传》、《刘幽求传》临淄王以夜入宫诛韦氏，辨《安乐公主传》所称方览镜作眉闻乱之谬；据《张孝忠传》载其子茂宗尚公主孝忠遣妻入朝执亲迎礼，辨《蒋父传》所称茂宗尚公主母亡遗占丐成礼之谬”，考证精审，“皆有功于史学甚大”（《越缦堂读书记》三《历史》）。
    其三，品评体例恰当。如卷十七“编次未当”门“孟诜无隐概而入隐逸传”条：
    今案：孟诜，本方术养生之士也。《旧唐书》止列于艺术传，且未尝有隐概，今书乃入隐逸传，莫谕其说。考《新唐书》中《孟诜传》，致仕后虽曾隐居山林，但生平行状仍以仕宦为主，归入隐逸传，确有牵强附会之嫌。“类例既分，其义自明”，若归类不当，则易引起误解。
    其四，指责文字错讹，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吴缜所纠第二十门“字书非是”，指责《新唐书》误用字、不经字、讹错字之类，计七十八条，后世学者攻击最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条谓“今观其书（指《纠谬》），实不免有意抨击。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条，至历指偏旁点画之讹以讥切修等，大都近于吹毛索瘢。”其实，吴缜所纠《郑善果传》“聊城”误作“辽城”；《仆固怀恩传》“横水”误作“黄水”；《王羲方传》“庞萌”误为“蓬萌”；《李怀仙传》“仙”字误为“先”，已不仅仅是一字之误，而牵涉到地理、地名诸多史实问题，不纠则今人费解甚至误解。
    综上所述，认为吴缜是《新唐书》的有功之臣应不为过。《新唐书》修成进呈之时，仁宗即谓“《旧书》不可废”；日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且“悉据旧史，于《新书》无取焉”（《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二十四史”当中，也只有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一朝两史，这都是《新唐书》存在诸多不足的明证。吴缜无视天下大忌，以一人之力，不遗余力，专书弹纠欧宋，值得褒扬。虽然，钱大昕参诸家之说，精考详究，对《纠谬》用功“老而不衰”（钱大昕《纠谬跋》），于《纠谬》各条之下多有校注案语，另外又纠摘出《纠谬》之误三十余条《据钱大昕《纠谬跋》统计），但是，当代史学家岑仲勉先生却评价说：“钱氏作《纠谬》案语，意欲为《新书》张目（观其甲午跋知之），然读书莫弊于先存家数之见，强为辨护，时不免束茧自缚也。抑钱氏癸丑八月自记言，‘又续得辨正若干条，并写以贻之’，若自名其文曰辨正者，但各条中常实证《纠谬》所纠之不误，以称‘辨证’，名实弗符。”（岑仲勉《唐史余渖·刘总以八州归朝》）即便钱氏所纠极是，《纠谬》全书四四九条，钱氏所纠也十不及一，正如李慈铭所说：“吴氏专著一书，纠并时新出之史，而欧、宋皆大臣盛名，官修进御，吴欲以一人之力考之，其用心自更精当，故得者尤多。……要其全书中瑕类不及十之一，晁公武讥其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固未确论也。”（《越缦堂读书记》三《历史》）章学诚也有同感，他说：“二十篇书隶四百余事，偶因一事失检而遂谓多有误诋，毋乃刻与？”（《文史通义》外篇二《唐书纠谬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