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次要商讨的是：农民战争中的神权主义性质问题。刘文根据张角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自称“天公将军”等神秘主义口号与称谓，解释“天又是可死可立的，天有公与不公之分”，从而认为农民战争的天命观和宗教具有“农民民主主义的革命内容”，得出了与地主阶级的天命观和宗教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农民战争中的天命观和宗教是一种落后的封建意识，不存在同地主阶级天命观与宗教的对立问题。
    关键是如何理解“苍天”、“黄天”，这不能离开盛行两汉的五行迷信思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青州黄巾提出的“汉行已尽，黄家当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的同义语。“苍”指木德，“黄”指土德。颜色反映事物的表象，属于自然现象，但经阴阳五行家同五色相配和人事结合，就赋有神秘的含义与社会道德的属性。张角的“苍死黄立”，可说是汉室当亡、黄巾当兴的革命思想披上了木德当衰、土德当盛的皇天授命的神学预言外衣。
    问题是张角的五行迷信是否与东汉三国地主阶级的相应观念一致，从历史事实来看是一致的。依据火生土的五行相生论，汉为火德，代汉者当为土德的神权思想，东汉三国的军阀篡权时都以土德自居，服色尚黄。如袁术“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逐有僭逆之谋。”（《后汉书·袁术传》）袁绍意欲代汉时也要耿苞云：“赤德丧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典略》）曹丕篡汉也有谋士进言：“黄家兴而赤气丧”、“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稍后的孙权称帝也“推五德之运，以为土行”，色尚黄，年号黄武。（《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张角自称“黄天”，起义后“皆着黄巾”（《后汉书·灵帝纪》）、“被服纯黄”（《后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物理论》），青州黄巾自称“黄家”，都非单纯的服色嗜好，而是应验“黄天太平”的迷信作法。唐代释道宣云：“汉末鬼言黄衣当王，于是张角、张鲁等始服黄衣；曹氏受命，以黄代赤，故年号黄初。”（《古今佛道论衡实录》卷2）可见黄巾起义军的天命论同地主阶级的天命论没有两样。
    张角受到天命论的束缚，可想而知，他对天是虔诚、敬畏的，故举行起义时，“杀人以祠天” （《后汉书·皇甫嵩传》），这种行动是合乎天意的迷信思想的流露。如果说张角能够自觉地预言“天又是可死可立的，天有公与不公之分”，那就意味着他支配了天命论，而不是天命论支配了他，这对深受五行神学思想影响的张角来说是无法做到的。
    三
    最后要商讨的是：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性质问题。刘文认为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渗透农民的民主主义精神”，不能同地主阶级皇权主义“等量齐观”。我们认为不存在两种对立的皇权主义，皇权主义就是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
    封建社会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之下，皇权位居等级森严的封建宝塔之巅。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首先要神化皇权，制造“皇权神授”的迷信思想。东汉的《白虎通义·爵篇》云：“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太平经》经钞乙部也有类似的说法：“帝王，天之子也。”经钞癸部则曰：“受命天者为人君”。封建社会的农民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不能抹去地主阶级笼罩在皇冠上的灵光圈；相反，自己的思想也成了“皇权神授”的俘虏，这是农民产生皇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生产与小私有者，家长制的小农生产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密切相联，是封建经济的补充和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民产生皇权主义的经济根源。
    既然封建社会的农民有其产生皇权主义的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农民的皇权主义就必然存在，并且与封建制度相始终。因此，刘同志为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辩护是没有必要的。农民领袖的蜕化，农民政权的变质，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皇权主义的腐蚀。农民的皇权主义就是时代与阶级局限性的一种表现。
    历史上首举反秦义旗的陈胜，攻克陈县后，称为陈王，这固然是随着战争发展、适应队伍扩大的需要，另方面也是他思想上受到地主阶级皇权主义腐蚀的反映。因为“功宜为王”的建议是“三老、豪杰”提出而被陈胜采纳的。陈胜称了王，不光是称呼的改变，重要的是身份和思想都发生了变化，高踞在群众之上，以致昔日的伙伴来看他，仅向别人讲了他过去的“庸耕”历史，就被他视为不敬，竟抛开往日许下的“苟富贵，无相忘”的誓言，居然杀了这个伙伴。皇权主义使陈胜走上了孤家寡人的险途。
    农民领袖的皇权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经历了一个思想变化过程，或者说经历了一个平等思想与皇权主义互相消长的过程。农民的革命平等思想与实质上是封建等级思想的皇权主义是对立的。为什么具有平等思想的农民起义军会受到皇权主义的腐蚀呢？这固然与农民军将领的身份地位变化有关，同时也与他们缺乏抵制能力有关。以明末李自成领导的战争为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兵将之间保持平等与民主作风。“无上下之别，极尊伪将与其兵丁皆席地而坐。”（《爝火录》卷2）或“同坐共食”、“尔我”、 “兄弟”相称（《再生纪略》）。将领由兵将民主推选，以统军多寡分别称为小管队、老管队、掌盘子等，“掌盘子死，即择营中众人所推者立之。老管队、小管队亦然。”（《平寇志》卷6）李自成进京前，他在西安称王时已开始分封各级文武官员，权势几与皇帝相埒。他进京后，尽管采取了拷掠皇亲国戚与贪官的革命行动，但其余措施仍然继承明王朝的老套。正如列宁所说的：“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可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列宁全集》第15卷，第181页）怎么办？只能到地主的思想武库里去寻找皇权主义破烂武器了。由于牛金星的多次“劝进”，打开了李自成称帝的思想缺口，他建立的政权，基本上照搬明王朝的等级结构，大搞按功行赏，于是特权、享受歪风随之而起：“自成集宫女分赐随来诸贼，每贼各三十人，牛金星、宋献策等亦各数人。”（《明季北略》卷20）文官武将凭借特权讲究享受，位居武将之首的刘宗敏“耽乐已久，殊无斗志”（《明季北略》卷20）；身跻文官之魁的野心家牛金星大做太平宰相的迷梦，摆出内阁的仪仗： “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样，玉带蓝袍圆领”（《甲申传信录》卷6）。上梁不正下梁歪，军纪也因之败坏。史载：“贼兵入城者四十余万，各肆掳掠，自成或禁止。辄哗曰：‘皇帝让汝做，金银妇女不让我辈耶。’”（《明季北略》卷20）撇开地主文人的诬蔑之词，从中不是流露出皇权主义导致农民起义失败的某些信息吗？
    农民的皇权主义是地主阶级封建意识奴役人民留下的精神创伤，在封建社会这种内伤不易医治。农民迷信皇帝，拥戴“真命天子”，就是中了地主阶级君权神授的天命论的流毒。在这里，神权与皇权是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地主阶级束缚农民的精神绳索。在新的阶级力量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旧式农民战争是不能摆脱这些封建意识的影响的，即使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也不能例外。洪秀全一方面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把平均主义推向了农民革命思想的高峰，另方面又宣扬这是“真命天子”的恩赐。他在《天朝田亩制度》里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太平真主”就是“真命天子”，既有天子，就有臣仆，则必有等级。这就不难理解，在太平天国革命中，为什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以下依次递减到翼王称五千岁。有了等级，就有特权；等级越高，特权也越多。如天王的轿夫规定为六十四人，东王为四十八人，其他官员依级递减，这些都是造成农民领袖蜕变的因素。可见，皇权主义是农民革命的腐蚀剂，它浸透了封建等级、特权思想，那里会有“农民民主主义精神”呢！这种“农民民主主义精神”论，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