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庆“国立编绎馆”的小纸条
    我翻阅吴晗先生遗存的残稿当中，意外地找到了一张小纸条。这张小纸条，是夹在一本书当中，经过了50余年，特别是经过10年浩劫仍然保存下来，实在是令人高兴。记得吴晗先生在1964年版《朱元璋传》《自序》中，谈到重庆“国立编绎馆”约他写《明史》，写出一部分书稿，交稿不久又把稿子退了回来时，他说稿子中附有一个条子，“红军之起，拟改为‘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改。东方，一·十四”（这个原稿和这个条子到今天我还保存着，作为纪念），意思是只要我改一个字，改红为民，稿子就可以出版了”。我们发现的这个小纸条，和吴先生谈的小条子一字不差。按条子署名东方，即黎东方，1907年生，河南正阳人，1931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山、复旦、中央等大学教授，1941年任职于重庆国立编绎馆，现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吴先生接着说：“我当时很发火，第一是因为国民党怕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连将近六百年前的红军都怕，怕得好，就让你一直怕下去，我宁可不出书，这个字万不能改；第二，如上所说，‘民军’在当时是地主阶级所组织的武装队伍，专和红军作对的军队的称号，红军如改成‘民军’，恰好把两个敌对军队颠倒过来，红军变成地主军队了，这真是岂有此理，真是天大的笑话。从这十一个字，我看出了国民党学棍的政治和学术水平，就此相应不理，这本稿子不出版了。”这段话本来是说明吴先生原则性很强，嫉恶如仇，早在1941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一个工资很低的穷教授，上抚养老母，下负担弟妹，还有妻子长期病卧在床，主要依靠拿点稿费来补助家用。他在“红军”改为“民军”一字之差这一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宁可书不出版，也不昧着良心出卖原则，吴先生为人之耿直，人格之高尚，堪为楷模。但不幸的是在文革初期，《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朱元璋传》的署名文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骂吴先生讲这一故事，举这一事例是“为自己脸上贴金，给自己涂脂抹粉”。更有甚者，居然有人骂吴先生为“反共老手”，这些作者们，看到这张小纸条，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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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梁方仲教授的合家照片
    梁方仲，广东番禺人，1930年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1933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30年代初，和吴晗是同学又是同事的梁先生，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和吴晗、夏鼐、罗尔纲、孙毓棠等先生一起共同编辑《清华周刊》出版，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梁先生在解放后历任嶺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两先生虽相隔万里友情甚笃，过从密切。文革开始后，文痞姚文元在江青授意下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恶毒攻击吴晗。文章发表后，梁先生在一次会上仗义执言，痛斥姚文元对吴晗的诬陷，梁先生终于在1970年不幸被迫害致死。梁先生在文革期间，家中的财物书籍屡次被抄，几被洗劫一空。“四人帮”倒台后，中山大学他的学生们为他编辑出版《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2月版）时，连张插图都很难找到。但我在吴先生的遗物当中， 竟找到了五六张梁先生的照片，其中有梁先生和夫人的合影，有梁先生和子女的全家合影。后来我把此消息告诉了中大历史系梁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同志，并以我的名义将原照从市委统战部借出，到照相馆翻拍重印了一套寄给黄启臣同志，现保存在梁先生的家属手中。这些照片，对梁先生的家属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以上是我在编辑吴晗史学《三集》当中所遇到的几件事情。事情虽小，但意义重大。我在此写了出来，不但澄清一些事实（如《选集》《编辑说明》与内容当中的一些矛盾），而且帮助后人了解吴先生的为人处世和一生的学术活动。从这几桩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吴先生的道德文章，永远是我们后辈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