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元璋传》的版本问题及第三个稿本的发现
    在50年代初期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时代，以及以后工作的日子里，我虽不止一次地读过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大概是1949年上海三联版和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据我所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4年大后方，还出版过《由僧钵到皇权》和《明太祖》等两个版本。所以，当1983年我们在仓促编写《选集》第1 卷的《编辑说明》时，并没有弄清楚。当时我们是这样写的：吴晗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版本不一，名称各异。为了方便广大史学工作者对作者历史观的研究，我们将1944年出版的《由僧钵到皇权》和1964年出版的《朱元璋传》两书，（当时之所以这样决定，是认为前者为最早的版本，而后者乃作者生前比较满意的版本），以及其他各种版本的《自序》，合并为第四卷。”但后来我们没有这样做，《选集》第4卷最终收集的却是1944年胜利版的《明太祖》和1949年上海三联版的《朱元璋传》，这样就出现了和《选集》第1卷《编辑说明》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如此， 是由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1）在编选《选集》2、3、4卷和《文集》、《论集》过程中，我看到了1946年7月吴先生发表在《文汇报》上《明太祖和从僧钵到皇权》一文。他指出：“《明太祖》和《从僧钵到皇权》是一本书，内容完全相同。所不同的第一是出版社，《明太祖》被掠夺成为‘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一种，主编人是潘公展和印维廉，出版者是胜利出版社。《从僧钵到皇权》是‘战国从书’的一种，后来改为《在创书林》，主编人是林同济。书名也是林先生改的。出版者我忘记了。第二是年表，《明太祖》附有年表，从公元1328年到1433年，朱元璋生年到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回国，也就是明太祖死后第三十六年。《从僧钵到皇权》没有这个年表。第三是序文，《明太祖》有潘公展先生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编纂旨趣，《从僧钵到皇权》则有林同济先生的序文。第四是作者小传，《明太祖》有，《从僧钵到皇权》无”。吴先生在该文中说的很清楚，是书商（实为国民党的党棍和学阀）为了赚钱而搞的骗人把戏。两本书书名不同，而内容一样，只是《从僧钵到皇权》少了一个年表，事先都没有征得作者的同意，何谈“版权所有”。吴先生十分愤慨地说：“我咀咒这本小书（指《从僧钵到皇权》）。”我看了文章后，才恍然大悟，最后决定在《选集》第4卷用《明太祖》而不用《从僧钵到皇权》， 此其原因之一。（2）我在阅读1964年版《朱元璋传》《自序》时， 看到吴先生也谈到有四个版本，即第一个版本为1944年的胜利版《明太祖》，第二个版本为1949年上海三联版的《朱元璋传》。他在解放之后，经过了学习，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他认识到过去出版的《明太祖》和《朱元璋传》，“内容都有许多错误”，他打算发愤读书，重新改写。但由于公务繁忙，“总抽不出比较完整的时间，蹉跎了五年，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才下定决心，挤时间再写，有空就写一点，断断续续，经过一整年，才写完第三个本子。……油印了一百多本，分送给各方面朋友，请求教益。经过了一年多，果然收到许多来信，指出许多缺点和错误。”又经过了9年（即1963年）“作第四次改写”，才完成了第四个版本，即1964年人民版《朱元璋传》。由此，在我思想上产生了一个疑问，这30年前油印的这第三个本子到底还存在不存在？后来我虽遍查了吴先生的劫后存书及询问过过去和他来往较多的有关人氏，还是不得要领。大约在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科学院图书馆藏书中，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油印本，我十分高兴地复印了这个版本，并和1964年版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不但章节有所不同，而且内容叙述都有较大差异。当时我正在着手进行《文集》第1、2卷的编辑，经过人民和北京两家出版社的同意，我决定将四个版本分别编入《选集》第4卷和《文集》第2卷。具体来说：编入《选集》第4卷的是1944年版的《明太祖》和1949年版的《朱元璋传》，至于1964年版的《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仍可以单独出版发行；编入《文集》第2卷的则是1954的稿本《朱元璋传》和1964年版的《朱元璋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后来人研究吴晗史学思想提供较完整的资料，同时也照顾到两个出版社的不同要求。
    三、吴晗著《明史》四章和《吴晗史学论著未刊稿》的编辑
    我在编辑《选集》、《文集》、《论集》过程中，搜集、了解他已发表、出版的文章和论著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很想了解他未曾发表过的手稿究竟有多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很想看一看他经过一场浩劫之后所遗存下来的手稿。据我所知，“四人帮”倒台后，他的冤狱很快得到平反，被抄去的财物虽部分发还给他的家属，但有一部分仍保存在北京市委统战部由其代为保管。在吴晗教授生前秘书、市委统战部郭星华同志大力协助下，我仔细翻阅了大约四五个大木箱。这箱子里杂乱无章，令人兴奋的是保存下了吴先生生前做的不少卡片、手迹，特别保存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不少手稿。在我挑选手稿过程中，请郭星华同志协助辩别哪些文章手稿是吴晗的手迹，哪些是其夫人袁震所代写，据说还有袁震的大姐、陈郁同志的夫人--袁复之同志所代笔。在众多的手稿当中，我挑选了大约五篇历史文章，并确认是他生前所写而又没有发表过的手稿。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发现了他在1941年所著《明史》前四章。这四章稿子，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特别经过了十年浩劫，仍然完整无损的保存下来，确是不易。有关这部稿子写作的经过，吴晗在1964年版《朱元璋传》《自序》中最后，“顺便讲了一个小故事”：“1941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历史系教授，重庆的‘国立编绎馆’约我写一部《明史》，稿子写好一部分送去了，隔不多久，原稿原样退回”（退回的原因将在下一个问题中详谈--作者）。文中虽没有说明写了多少。但从发现的这部《明史》手稿来看，是吴先生亲手所写：“《明史》，吴晗著，自第一章至第四章”等字样。该稿首页封面，还有吴晗亲自编写的号码：“论稿25号”等字样。由此可见，新发现的这四章《明史》，就是1941年给重庆“国立编绎馆”所写而又退回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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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章《明史》的发现，使我喜出望外，经过郭星华同志同意，我复印了两份。编委会决定再加上另外五篇未发表过的文章，合计约有20万字，在《选集》各卷出版完后，再出版一本《未刊稿》。这大概是1983年中期的事。所以，我们在《选集》第1卷《编辑说明》中是这样写的：“《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共分四卷， 尚有新发现从未发表过的史学论著，拟整理后，出版吴晗史学论著未刊稿。”后虽经本届北京历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多方奔走，联系出版事宜，非常遗憾，终因多方原因，至今未能出版。但愿不久的将来，未刊稿能早日出版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