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班固是一位正统观念与民族观念都较强的历史家，史料的处理是谨严的。《汉书·苏武传》中对苏武的坚持民族气节力予表扬而对李陵作为叛徒向苏武的劝降行径是鞭挞的。可是《李陵传》等篇中对李陵初期的战绩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可证司马迁所讲并非虚妄。《汉书·司马迁传》对司马迁思想中的离经叛道颇有贬抑，但这里关于司马迁与武帝的对答及其被刑经过的记录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自述完全相符，其为客观事实也无可置疑。评价或处理一个人的问题，当然要顾及全人，对其前后不同时期的功过都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如果因其后来发生的问题而对前期功绩一概否定，那不是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而且，司马迁讲这番话时，李陵还没有为匈奴贵族做事，某种意义上说，还属于情况不明阶段，处于动摇状态。对于一个曾有功劳之人，那时是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往匈奴方面推，还是留有余地给他以反正立功的机会，无疑后一种处理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事实上汉武帝稍后也懊悔李陵的因无救而败陷，曾派人去争取接应李陵回来，这就证明司马迁的意见是合理的。《汉书·李陵传》又载：
    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
    这样李陵完全堕落为叛徒了。然而，从汉朝角度看，它对问题的处理难道不应该有所检讨么？听到虚假的报告，不加调查研究，就把人家无辜的老母、兄弟、妻子全都杀光，这是何等冤狱！何况她们也是名将李广的后裔，李氏一家几代为汉朝立下多少汗马功劳，竟一下子不明不白地给全部毁光。汉朝以后又有几次去争取李陵，李陵也终于不再回来了。事态的发展，当然不是司马迁在发言时所能预料，他对此也不负有任何责任的。
    其二，司马迁关于李陵的发言，其含义远远超过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这一点，善于猜忌的汉武帝是感到刺痛的，因而给予他这样酷虐的刑罚。
    对于汉王朝在抗击匈奴贵族的战争中的任人唯亲、宠任贵族将领和压抑一般中下级将士，司马迁一贯抱着不平之感。由此而造成军事上的损失，带来政治经济、人民生活的严重后果，司马迁也长期感到痛心。李陵事件，正是这些矛盾的一个暴露点。
    应该指出，汉武帝的决策抗击匈奴贵族侵扰是有历史功绩的，有些贵族将领如卫青、霍去病在这场战争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都作了相当的肯定。但也要看到，由于当时出征时，总是给霍、卫等贵族将领配备最优势的军力、精选的将士，供应最充分的物资，让他们去担任最可能立功的任务，这样，他们的功勋越来越多，而一立了功，就给予大量的赏赐；对其他一般将领，则往往配备少而差，派去担任迂远而容易失陷的任务，因而经常是经历艰险，无功足录，甚至遭受严厉处分。飞将军李广英雄而悲惨的一生就是典型的例子。《史记》不少篇章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倾吐了无限愤慨。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唐王维《老将行》）然而真的存在“天幸”与“数奇”么？试看《史记》中关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年）那次出征匈奴的记载。这次兵分四路，霍去病、公孙敖率骑数万从北地分路出发，李广、张骞从右北平分别出发。李广四千骑先行，遭遇匈奴四万骑的包围，奋战二日，杀伤过当，张骞率领万骑赶到，匈奴退去，汉军也疲劳了不能追赶。依照“汉法”：张骞“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李广“军功自如，无赏”（《史记·李将军列传》）。霍去病一路军深入匈奴境内，直到祈连山，俘获斩杀很多，归来加封了五千户，裨将有好几个封了侯。公孙敖因不能与霍部相会合，也“当斩，赎为庶人”。这次出征，霍去病是很有贡献的，但汉王朝在各路军队的力量配备上颇有偏向，赏罚的处理也难说是公平合理的。《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道：
    诸宿将所将士马亦不如骠骑（霍去病），骠骑所将常选（《索隐》：“谓骠骑常选择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
    霍去病的敢于深入是应该肯定的，但他所率领的部队常是挑选最精锐的。《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李敢父子在这一战役中的表现则作了十分精采的描写：
    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阵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弩名）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张骞）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
    当然，这一役李广没有击败匈奴，但在这样主客异势、众寡悬殊的条件下奋力抗衡，难道不是更难能可贵的战绩么？这路军难道不是牵制了匈奴兵力对而霍去病部的深入也有其作用么？虽然依“汉法”李广无功可赏，可是司马迁徇烂的采笔把这位将军在十倍于自己的强大敌军面前指挥若定英勇善战的形象描绘得虎虎有生气，千载以下读之还令人神旺，这该是对李广最高的奖赏，对汉王朝微婉的批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