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以《报任安书》这样长篇书信，内容充满着对自己冤屈的不平之呜与对汉王朝统治的怨愤之气，受信对象却是一个已判死刑而等待处决的囚犯，一个已剥夺自由而即将剥夺生命的人。这封信能否到达任安手中是颇成问题的，而汉王朝可以看到它却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某种意义上它竟是给汉王朝的公开抗议书或控诉书。从《汉书·司马迁传》转载这封长信看来，它在当时的流传与影响不只是私人一般函件性质。“腹诽”有罪的汉王朝看到这封抗议书、控诉书将如何处置呢？这就涉及到司马迁怎样死的问题。
    司马迁是什么时候死的？怎样死的？《汉书》本传中留下了空白，似乎作了《报任安书》后就没有下落了。《史记·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引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由此可以推想司马迁最后是因为作《报任安书》等抒发了怨愤而被迫害致死的，但对这段话，后来学者颇多怀疑，列举其中某些记载与史实不尽相符之处，论证这一记载的不可靠，例如：司马迁作《史记》是私撰；《汉书》本传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说明司马迁生前并未发表，汉武帝不可能看到；又司马迁没有“举”过李陵等。按卫宏之说虽然细节上可能不很准确或者传写有讹，但这些细节出入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否定其说法。司马迁作《史记》固然是私人修撰，可是以当时的社会条件，作为一个皇帝近侍，他大量查阅国家图书挡案，访问各阶层人物，从草稿到謄录正付本，要不为人知是不大可能的。《史记索隐》引桓谭说：“迁所著书成，以示东方朔”，可见他写好稿子还拿出来征求过他人意见。《报任安书》不是也把自己写作《史记》的情况公开宣布么？《汉书》本传及《艺文志》都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其中包括《景帝本纪》《武帝本纪》。按司马迁秉笔“实录”的作风，这两篇中的针砭时弊肯定十分深切，汉王朝要破坏这部著作当然首先要削去这些最触忌讳的篇章。卫宏的记载替我们提供了《史记》为什么“开天窗”的线索。李陵为将虽不是出于司马迁的推举，可是为他讲过话也可说是“举”。司马贞《索隐》也说过：“太史公举李陵，李陵降也。”
    既然司马迁是“下狱死”，《汉书》为什么不载？有人会这么问。按这也仅能说明卫宏之说缺乏佐证，不足以推翻其说。封建正史缺载的事多着呢！以司马迁这样敢说敢为者，如在作《报任安书》后还自由地活着，为什么竟然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不知所终呢？他的结局不是有点不明不白，难以明白或不能明白么？《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的儿子李敢在跟随武帝出猎时被霍去病挟嫌射死，“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这样一件包庇谋杀事件在《史记》中公开揭露是既需要深知内情又需要相当胆量的。由此可见，不明不白而死者有的是，而司马迁这样史才、史识、史德却不多见，他本人的下落也就成为千古疑案了。班固父彪《略论》论司马迁作《史记》：“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见《后汉书·班彪传》）其意若曰，司马迁是因作《史记》而受“极刑”的。这里对《史记》的批评，为班固《汉书》所继承，关于司马迁“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的说法，也可和《汉书·司马迁传》相发明。
    司马迁为发愤著书而献出自己生命，这段历史足够令千古读者慷慨生哀，而他的“发愤著书说”则熠熠生辉，历唐韩愈“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柳宗元“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和宋欧阳修“诗穷而后工”、陆游“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直到龚自珍的“泄天下之拗怒”，古往今来，激励着无数作者奋笔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