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战争，有的一开始或者很快就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王朝，“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⑧。所以，采取这种斗争形式的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制度应是很显然的。但是有的同志说，这叫做反对个别王朝，不算反对封建制度。我们说，一般寓于个别，无个别则无一般。封建制度寓于个别封建王朝之中，无个别封建王朝也就无一般封建制度，试问不通过农民战争反对个别封建王朝，又怎么体现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制度呢？有的农民战争是从反对个别地主个别官吏开始的，但是个别地主或官吏不是孤立存在，他们的利益与整个封建制度和整个地主阶级结成一体，农民的革命行动为整个封建制度和整个地主阶级所不容，最先是封建政权的下级机构派兵镇压，对付不了，州郡出兵，再对付不了，封建王朝就直接派兵，有不少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一步步升级，扩大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绿林起义的爆发和发展就是典型一例。其实，农民阶级在阶级本能上也不是将地主和官吏看成是个别的孤立的存在，所谓贫与富、贵与贱就是抽象的概括，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对地主阶级共性的认识，所谓“官官相护”就是对地主阶级利益的一致性的认识，只是未上升到科学的认识高度而已。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当然同意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农民革命也反对封建制度这种意见。
    主张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农民革命也反对封建制度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即使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所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除了有相适应的一面外，还有相矛盾的一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农民起义爆发也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是局部的，但是，是不能通过封建国家政权本身所能解决的，所以要诉诸于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结果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某一最腐朽最反动的环节，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使社会经济获得发展。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⑩。封建制度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包含了否定的因素，它的灭亡是经历部分腐朽、大部分腐朽、完全腐朽的若干历史阶段。没有局部腐朽、大部分腐朽的量变，就没有完全腐朽的质变，量变阶段与质变阶段不可完全割裂。这就是主张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农民革命也反对封建制度的基本论点。我们不必作过多的重复，只是作一些补充。
    恩格斯说：“每一种社会的分配和物质生存条件的联系，如此深刻地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致它经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11）有的同志曾引这一段话来论证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农民革命不反对封建制度的主张，白寿彝同志曾就此提出不同看法，我们很同意，现在，我们就如何理解这一段话也谈一些看法。
    第一，从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来讲，恩格斯主要是阐明感性认识是解决现象问题，理性认识是解决本质问题，工人阶级由自发阶级变为自觉阶级，就要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不同，没有一个由自发上升为自觉的这种转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一段话不适宜于用来分析农民革命。
    第二，恩格斯从来不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从它诞生第一天起，就存在着弊病，资本主义社会从它诞生第一天起，就存在着工人阶级的斗争，这些基本观点，在恩格斯所写的许多著作中都贯串着。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及其先驱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独立的行动和要求。在《反杜林论》这一本书中，恩格斯就写道：“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12）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还说：“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13）就是我们所分析的这段话中，恩格斯也是谈怎样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弊病。因此，恩格斯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并不是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在上升阶段有弊病，也不抹煞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反抗。问题在于这时的反抗只是限于个别地区和针对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方面。不能认识资本主义本质，不能打中资本主义制度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