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通史著作，尤其是司马迁在把握和叙述历史大势方面的成就，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史记》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楚汉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这些篇的设立，体现出司马迁将上古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具有不同特点之演进阶段的看法，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深入研究这些表的价值，并与相关的本纪、列传联系起来分析，即可以明了：司马迁著史做到对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演进趋势有准确的把握，了然于胸，并且生动翔实地叙述出来。而把各个历史阶段贯通地考察，便是司马迁所出色地做到的“通古今之变”。白寿彝先生讲过：《史记》写得最详细和最精采的是汉朝的历史，这是司马迁的当代史。[①a]这个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从汉朝上溯，中国怎样从战国分立攻战而走向秦的统一，秦又如何由强盛到骤亡，这一历史阶段是司马迁的近代史。司马迁不愿做纯客观记载的超然的历史学家，他要“成一家之言”，写出自己对历史变迁和当前社会的看法，主张“法后王”，因此对于撰写这段近代史，同样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考察《史记》对战国时期和秦的历史的记载、评论，总结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史记》的历史思想和编撰成就，无疑将有所裨益。
    一、《六国年表》所表达的历史大势
    “表”是司马迁创立的五种体裁之一，紧依于“本纪”之后，它对于反映历史发展大势有重要的作用。然则，自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始，学者们对《史记》中“表”的价值的认识，却经历了很长过程。刘知几曾把“表以谱列年爵”列为《史记》长处之一，[②a]又称“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内雁行有叙。”[③a]这些话，肯定表在整理帝王、诸侯世系和谱列各国异世同时的年代，使之眉目清楚上很有作用。但《史通》在另一处又说，将表“载诸史籍，未见其宜”，认为既有本纪、世家、列传所载互相考核，史实已经清楚，而再“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④a]这种看法失于片面，且与前者相矛盾，后代学者几乎无人赞成。宋以下，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肯定《史记》十表的价值。郑樵称作表是司马迁之功。吕祖谦认为表的形式，可以观天下大势和寓经世之意。顾炎武则认为表中所记人物可补“传中有未悉备者”，“年经事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①b]这些学者的看法对于后人有所启发，惜其往往仅是点到而已，因而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当代学者中，白寿彝先生对《史记》十表予以充分重视，他在《史学史教本初稿》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其中，如《十二诸侯年表》，是要表达“周室衰微，诸侯专政”，“王霸更盛衰”的历史。《六国年表》是表达“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灭封地，擅其号”的历史。……司马迁写每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封国建侯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中央集权。这跟本纪、世家、列传之写汉初的风云人物由布衣而帝王将相，同样显示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如椽的大笔。[②b]
    这段话，精到地论述了《史记》十表表达西周以后长时期中历史发展大势的特殊价值，较前人的见解远为深入。笔者在本节中冀图在以下两点发挥先生的论点：其一，《六国年表·序》的精华在于驳斥西汉时期流行的庸俗见解，高度评价秦在结束战国分立到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其二，由此决定了《六国年表》记载大事明显地以秦为主干。
    西汉皇朝代秦而立，拨乱反正，逐步达到国家的强盛，就是反复地以秦朝的过失为鉴戒而实现的。汉初人士自陆贾起，此后有贾谊、贾山、张释之、主父偃、徐乐、严安，直至东汉的王充、班固等，都严厉地谴责秦朝不行仁义、滥施刑罚……的种种罪过，论证汉朝继立的历史必然性。概言之，用秦的暴虐来反衬汉朝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功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过头的看法，如贾山《至言》中论“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仁义，故天殃已加矣”，[③b]把用暴力“并吞海内”与“天殃”即灾难报应联系在一起，主要从批判的角度看待统一。《汉书·王莽传·赞》中，班固把短促的秦朝与短命的“新朝”并提，称它们为“紫色郌声，馀分闰位”，只是历史上的小插曲，不具有“正统”皇朝的资格。王充论历史，直斥为“亡秦”或“秦无道之国”，又将它与蚩尤并提：“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纷纷；亡秦之路，赤衣比肩。”[④b]真是“墙倒众人推”。按照这类言论，秦简直成为历史上“恶”的势力的代名词。
    司马迁写通史，以总结中国历史客观进程自任，做到“通古今之变”，他把秦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来考察，既看到秦负面的作用，更看到其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作用，提出了迥异别人的卓越看法。
    《六国年表·序》提纲挈领，中心是论述秦的历史作用。首先指出，秦国的强盛和兼并六国代表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秦自文公攘夷狄、穆公修政，国势始强，与齐桓、晋文这些中原霸主相侔列。以后进入战国时期，各国武力攻伐，纷争不已。“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最后兼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其次，总结自夏禹、商汤、周文王，至秦、汉兴起，都符合崛起于西北、而最后获得成功的规律。这段话似乎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这一层姑且不论，其中主要价值，显然在于把秦与夏、商、周、汉这些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朝代相并提。这是在前一层评论秦兼并天下“盖若天所助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秦的历史地位。进而，司马迁针对汉代流行的否定秦的历史贡献之偏颇观点，提出中肯的批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既谴责秦在统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又明确肯定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形势发展的巨大成功，对于“不察其终始”即不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的俗学浅见予以辛辣的讽刺。有的论者曾将“盖若天所助”理解为迷信的说法，[①c]其实，这里的“天所助”，是指历史发展趋势的推动，相当于今日之谓“必然性”。司马迁另一处论秦的统一符合客观必然性，见于《魏世家·赞》：“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以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两处讲“天”，都是指明秦的统一行动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司马迁的论断，以其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力，以其对复杂问题作辩证分析的深刻性，以其勇于辟除俗议坚持正确见解的气魄，给后代研究者以宝贵的启迪，堪称千古巨眼卓识！
    《六国年表》记载战国时期255年间大事的方法，是以秦为主干。秦在表中的位置，列于六国之上。记载秦国史事独详，如：秦灵公四年，作上下畴。简公六年，初令吏带剑。七年，初租禾。献公二年，城栎阳。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年，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十二年，初聚小邑为三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十四年，初为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泽。朝天子。惠文王二年，天子贺。行钱。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凡显示秦逐渐强大的事件均有明白记载。又，战国时期的异常天象，如日蚀、彗星、蝗灾，也一律记在秦国栏目之内。六国亡后，又继续记载秦朝14年间史事，直至子婴降，表示记载自秦国兴起至秦朝结束，首尾完整。
    以上所举证据，都足以证明《六国年表》记载史事的确以秦为主干。实际上，前代学者评《史记》，已有人敏锐地道及这一点。清人汪越论《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云，前表“以周为主”，后表“以秦为主”。又谓，《十二诸侯年表》“断其义不骋其词，非独具年月世谱而已”，旨在显示“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大势”。[②c]推而言之，则《六国年表》旨在显示秦逐渐强大至最终统一海内之势。方苞进而认为：“（《六国年表》）篇中皆用秦事为经纬。”他强调司马迁议论之精采，正在于把握到战国之情势已异于古代的特点，秦适应时势变古之制，故不仅能取得统一天下之成功，非侥幸所致，而且秦的政制因其符合近世的特点，故多为汉所沿用。故云“迁之言亦圣人所不易”，[③c]年表以秦事为经纬更有充分的道理。方氏这段议论，在前代学者中是相当突出的，因它已实在地触及《六国年表》表达历史发展大势这一实质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