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记载人物活动以反映历史大势
    《史记》把记述秦推动中国走向统一作为全书又一重点，读史者于此切不可轻轻放过。司马迁为众多的有功于秦的帝业和统一的人物立传，有商鞅、张仪、樗里子、甘茂、魏冉、白起、王翦、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等，占有汉以前人物列传很大的份量。这些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的活动，汇集起来，便构成秦由小国崛起到一统天下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商鞅佐孝公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废除贵族特权，移风易俗，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张仪富于权智，成功地实施连横策略，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范睢劝说秦昭王内废擅权之太后、穰侯，外陈远交近攻之策，蚕食诸侯；白起率大军一举攻取鄢陵，再战南并蜀汉，又接连击败韩、魏、赵之主力，为秦攻取七十余城；王翦以不可阻挡之势，先后破赵、破燕，又率六十五万之师大败楚军，平楚地为郡县：司马迁笔下这些秦国文臣武将的活动，都构成战国时代空前历史变局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司马迁做到把人物放在特定环境来写，并进而从哲理高度回答“人物活动与历史时势”二者之关系问题。《范睢蔡泽列传》篇末赞云：“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总结范、蔡二人入秦前后的经历，指出他们所以获得成功，凭借的主要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秦所具有的统一中国的实力、条件，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走向统一的“势”和秦能够统一的“力”，为二人建功立业提供了历史舞台。正因为司马迁深刻地把握到战国分立必将走向统一这一历史动向，他才可能对个人作用与历史时势的关系作出如此发人深思的阐述。此一认识，也应视为对所有有功于秦统一大业的将相人物之总概括。司马迁也讲到“偶合”，即历史的机遇：“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机遇，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汇。在众多材能之士中，正好范睢、蔡泽二人先后得秦昭王任用为卿相，这当中自然有偶然性在起作用。然而二人因先遭困厄而发愤，故入秦以求立功成名，这又说明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
    司马迁对历史趋势的洞察力，还在于清楚地区分秦统一中国之功和实行暴政而致败亡之过。在历史现象极其复杂、功罪集于一体面前，司马迁相当清醒地运用符合于“二分法”的分析方法，不仅体现于记述之中，而且作了理论的阐发，这是很可贵的。《李斯列传》、《蒙恬列传》诸篇，都明确贯串了这一基本观点。
    李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总参谋长，如《太史公自序》所言：“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前后三十年，从秦实现统一到诸侯反秦前后两大变局中，他都处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司马迁以鲜明的倾向性和生动的史实，分别写出李斯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功与过，实则借此以显示秦政权前后成败的关键，故《李斯列传》应与《秦始皇本纪》并读，以收互相发明之效。司马迁鄙视李斯利欲薰心的性格，且道出这是他最后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而贯串全篇传的中心，则是李斯的政治活动，以此反映他的时代。开头写李斯之所以告别其师荀卿、决计入秦，即因为看清“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而秦“欲吞天下，称帝而治”之势已成，故决计入秦，欲佐秦统一天下，交代这一背景已为全篇定了基调。司马迁从大处落笔，肯定李斯的三项功绩：一是劝说秦王嬴政把握有利时机，下定兼并六国的决心，并献离间六国君臣、分别击破之策。于是大得秦王信任，拜为客卿。二是谏阻逐客。陈述“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众；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道理，警告若实行不问曲直、为客皆逐的法令，后果必是“弃黔首而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断送统一事业，并使秦处于危险境地。此后二十年间，用李斯计谋，完成统一大业。三是秦皇朝建立后，李斯任丞相，反对实行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又统一法令制度，统一文字，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秦并六国后，时势已发生绝大变化，李斯却不以安民抚民为务，反而继续其暴力统治的政策：“禁《诗》、《书》百家之语以愚黔首”；“治离官别馆，周遍天下”；身为丞相，竟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暴虐无道，李斯因贪恋权势，处处阿意求容，上书引申、韩之说，主张对臣下督责重罚，排斥仁义之人，谏说之法，死节之行。遂使秦国“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李斯助纣为虐的结果，是遭赵高构害，具五刑，腰斩咸阳市！此为秦二世二年七月，反秦烈火已经遍地燃烧。《李斯列传》撰述的义旨，是借李斯三十年的政治经历来显示秦政权成败的关键，因此这篇传并不止于李斯受刑被斩，而一直写到李斯死后，赵高令二世自杀，孺子婴用计杀死赵高，沛公入关，子婴自系其颈迎降，完整地写出秦由成功到败亡的结局。
    篇末论赞中肯地评判了李斯的历史功过。认为李斯入秦“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若按其佐秦统一大业成功的功绩而论，几乎可与辅助周王室的周公、召公相侔列。同时严厉谴责李斯的罪过：背叛所学儒家学说，“不务明政而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又驳斥俗议所谓李斯对秦极忠、被五刑死、死得冤枉之说，指出李斯何尝称得起“忠”，从个人来说是咎由自取，从大局来说则对秦亡负有直接责任。司马迁的卓识，正在于他洞察历史时局的变化，牢牢地把握住秦统一之后治国政策应该转变这一关键，故对于助秦实现帝业的名将王翦、蒙恬的功过，也有切中要害的评价。他论王翦：“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①e]又论蒙恬：“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②e]不因秦行暴政导致灭亡而否定秦统一天下之功绩；又不因秦实现“平海内”之历史使命而减轻对其弊政的谴责。忠实于客观史实，正确地评判历史的功过，使他运用辩证法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峰。
    综观《六国年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及这些文武大臣的列传，司马迁记载的“近代史”场面广阔，事件演变复杂，人物活动多姿多采，而历史发展的大势又了然显现于读者面前--由分立政权到中央集权，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秦政权则 由推动历史前进变成历史的严重阻力，新的时代变局已经到来。所有这些都证明：善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历史发展的大势，正是《史记》最大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