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评价秦的历史地位
    《六国年表》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内容密切相关，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更有助于认识司马迁洞察历史发展大势的非凡史识。
    《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这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然则前人对《秦本纪》的设立却有不同的看法。刘知几根据“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的标准，批评《周本纪》记文王以前和《秦本纪》设立不当：“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白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逮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篇，此尤可怪也！”[①d]《史记索隐》也有类似的指摘：“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世家》。”[②d]蒋湘南也批评太史公以秦之先世僻在西戎者，亦称本纪而不称世家为“自乱其例”。[③d]刘知几、司马贞等拘于“本纪”只能用于天子、表示至尊这一“史例”，要求削足适履，让内容去迁就形式。司马迁创立“本纪”，固然用以代表帝王为中心，而更重要的是，本纪在全书中起到史事总纲的作用，故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④d]科条者，即整理记载历史事件之大纲目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秦本纪》撰述义旨所言：“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已经点明昭襄王时，秦之帝业已成，这是作《秦本纪》的原因所在，他们也未加细察。故牛运震对刘知几、司马贞的说法予以驳正：“以《史记》之编次条理考之，则有不得不纪秦者。……如欲降《秦本纪》为世家，则史家无世家在前、本纪在后之理，势必次《始皇本纪》于《周本纪》之后，而列《秦世家》于十二诸侯之中，将始皇开疆辟土席卷囊括之业，政不知从何处托基，其毋乃前后失序而本末不属乎！……至《史通》以姬嬴并伦，惜徒为局外闲观而未察乎太史公编次之苦心也。”[⑤d]
    让史例服从史实，或反过来要求史实适应于史例，二者的分歧实则在于能否透过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实质性内容，能够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趋向。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较前人有所前进。以下即从三个方面加以申述。
    第一，《秦本纪》起到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历史总纲的作用。
    秦在战国初期开始强大，在春秋时期，它的国势尚未足与此相比，为何也具有春秋时期史事总纲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春秋、战国具有共同特点，各国纷争，周王室仅有名义上的地位，实际上已降为小国。故《周本纪》提挈历史总纲的作用，乃只限于西周时期。司马迁在《周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之间安排《秦本纪》，作用即在于提挈自春秋至战国历史的总纲。试以周惠王元年至周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676年至619年）间约六十年史事为例证明之。
    此六十年间，《周本纪》只记了王子颓之乱、王子带与戎狄之乱及晋文公召襄王三件事，大致只限于记周王室本身史事，而对诸侯各国大事很少涉及。反观《秦本纪》，则除记载秦国大事（秦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秦穆公得贤臣百里奚、蹇叔，穆公运粟救晋饥荒，助重耳归晋，秦军兵败于淆，秦穆公得由余、霸西戎等）以外，还提挈了各国大事，如：宣公元年，卫、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颓。三年，郑伯、虢叔纳子颓而入惠王。成公元年，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穆公四年，齐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晋骊姬作乱，太子出奔。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可见，《秦本纪》不仅突出记载秦国自德公至穆公崛起，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而且兼及此六十年间周王室、晋、齐、郑、楚等国大事，显然起到这一时期历史事件总纲的作用。
    第二，《秦本纪》又一撰著特点，是以秦逐步奠定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为主线。这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由各国并立向实现统一的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
    司马迁重笔浓彩记载秦孝公对奠定帝业的重大贡献，即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他的出生，司马迁即郑重载入史册：“（献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六国年表》也破例记载，同是寓含微言大义的史笔。）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则表明孝公继位富于春秋，正是大有作为之时。紧接着叙述秦孝公面临的形势：“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七国并立，攻战不已，而秦僻居西隅，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孝公乃励精图治，“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土，明功赏。”作为建立帝业的重大步骤，孝公招募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予以重赏。于是卫鞅西入秦，助孝公变法。
    由于孝公君臣奋发有为，使诸侯各国刮目相待，而变法获得显著的成效，更使秦的国力迅速增强。至孝公十年，围魏安邑，降之。十二年，秦徒都咸阳。秦的疆域向东越过洛水。十九年，天子致伯，承认秦有霸主地位。二十年，诸侯毕贺，秦率师在逢泽会诸侯，朝天子。仅二十年间，秦即由“夷狄遇之”的受歧视处境，一变而为合法地取得号令诸侯的地位。此后，孝公二十三年，虏魏公子印，二十四年，又败晋于雁门，虏其将魏错。故虽然此年商鞅被诛，秦已形成的对诸侯各国支配的地位已不可逆转，惠文君刚继位，“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天子入贺。”“四年，天子致文武胙。”
    《秦本记》所载秦历代国君奠定帝业雄厚基础之奋发努力，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为何能实现统一的历史根源，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大事情。显然，只有把这一篇设置为记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的本纪之一，编撰体例才能与内容需要相一致。
    第三，从《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结构上的特殊处理，看司马迁对秦之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这两篇本纪在结构上的特点是紧相衔接，联合照应。《秦本纪》的末尾，记载秦攻六国接连取得胜利。昭襄王三十年，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五十一年，秦攻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庄襄王元年，灭东周国，韩献成皋、巩，秦东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三年，攻赵，取三十七城，北攻上党，初置太原郡。最后更归结到：“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而《秦始皇本纪》开头，即概述秦始皇登位时秦国已有包举天下之势：“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上下两篇针线缝合，互相紧密呼应。这种结构在《史记》全书中也很特殊。司马迁如此精心安排，是为了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事实，揭示出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共同主线：历史的趋势，是由各国分立攻战逐步走向统一，而秦历代国君苦心经营，成为这一历史使命的担负者，最终实现天下一统。这正代表了司马迁对秦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所以《魏世家·赞》中又称“天方命秦平海内”，而《六国年表·序》更将秦与其他四个重要朝代并列。这同汉代人士动辄称“亡秦”，列之为闰位，排斥在“正统”以外的观点相比，见识不知要高出多少！
    总结上述三项，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是司马迁基于认识历史进程复杂性和确切把握历史发展走向而独运匠心之安排，是根据表达实质性内容需要而对于手创体例的有意突破，决非“自乱其例”。在十二本纪中，秦占了两篇，唯有这样做，才与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通史著作中如何体现“通古今之变”，对于认识《史记》全书是一个体现卓越史识和完善体例的有机统一体，以及了解历史思想与编撰体例之辩证关系，都是极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