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断代为史，始于班固。刘知几在评论纪传体时一直推重，说它“包举一代，{K10504.jpg}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郑樵却十分看轻他，说“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总序》）。学诚相对地承认断代史的优点，说“迁书一变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后世失班氏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文史通义·书教下》）。刘知几对于通史，从其贯串古今，时代过长，史才不易，检索不便诸点，不甚认为有价值。说“史记疆宇寥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史通·六家》）。郑樵和学诚的意见正与刘知几相反。郑说：“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通志总序》）。学诚说：“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点家法”。又说：“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并见《文史通义·释通》）。推崇郑樵，正所以肯定通史。因为通史撰述，能够“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内篇·答客问上》）；“自为经纬，成一家言”（《内篇·申郑》）。不限王朝，打破正统，把历史作为不断长流和整体来看待，使历史的发展有了清晰的脉胳可寻，这是司马迁以来的进步观点，轻加贬抑是片面的。但断代史在封建集权统一国家形成以后，确也能为封建社会内部周期性的矛盾运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又或从每个王朝的兴废更替中，探索出可助劝戒的一些经验教训，这似乎就是封建社会史家所不能废的原因。
    此外，学诚对于历代史体的沿革，颇有些持平的论断。说“《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词为稍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说“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说“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这些都是从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史裁的变革，一方面明其前后继承的关系，同时也指出其创造性的发挥。认为《纪事本末》一体的出现，并非偶然。因事命篇，既得《尚书》的遗意，比事属辞，亦近《春秋》的编年；错综事变，不废纪传的隐括，其为体例，实近我们今天所谓《通史》。学诚在这一点上给以很高的评价。说它“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真尚书之遗也”（以上并见《文史通义》、《书教下》）。这里所谓《尚书》之遗，我想不过说明“因事命篇”的特点，原非简单的复古。学诚囿于古文家尊经的见地，往往以极新颖的见解，还之于古史，在他或以为“化朽腐为神奇”，严格说来，是不十分符合史的发展观点的。邵晋涵于《书教篇书后》所云：“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真能抉出章氏论史之微的。
    （五）高标史德，纯洁文风，深窥古今立言之体要
    刘知几尝谓史学三难才学识。学诚复著《史德篇》，别树一义，以尽著书者的心术（亦即写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其言曰：“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子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可知，在他看来，识不只是透辟的见解，贵能“窥道之全量”，“有以独断于一心”；才不只是词采的焕发，贵有综合和组织的能力；学不只是专门的知识，“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而且“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样就把立场和态度问题提到首要地位。
    事、文、义和学、才、识的辩证关系，统一于著书者的明确立场和严肃态度，此中消息，非常深微。学诚进一步加以说明道：“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争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矣。事不能无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矣。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这段话不仅说明客观的历史和主观认识间有矛盾，同时也说明历史撰述者不是纯客观的，而是贯有鲜明立场和爱憎的充沛感情的。文章之所以有感染力，不仅关系认识问题，而且还有作者所代表的族类或阶级感情在内。当然学诚不可能达到这样高的认识，但是作为一个负责的历史家，它的任务必须是：揭示社会发展的真相，而给人以一种“藏往知来”的历史教养。这样，就必须通过孟子所谓“其事、其文、其义”三部分，而统一于其所代表的一定立场和态度。学诚在《大名府志》的序上指出，“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也。”这正是史家著作微旨的所在。总之，良史必须具有通识、实事、文才，然后持以一贯之德，就可达到微婉多讽、使读者能够沉浸于深厚的文化气氛里而受其感染，以自拔于流俗，这就能收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效果了。他所谓“史之义出于天”，近于阐明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必然性，所谓“慎辨于天人之际”，近于客观历史与主观认识间之矛盾的统一，这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达到，仅仅具有一般的历史知识、文艺修养，是远远不够的。学诚的这一段议论，虽然还不能提到象我们上面所说的明确，但比起刘知几的“三难”论，实在是深刻得多，明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