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学来说，一定的方法是决定其面貌和性质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这当中，思维方法又无疑是最根本的一点。综观中西史学，可以发现，无论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何差异，但在所持具的思维方法的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很大的同一性，并以此展示出了若干呈规律性的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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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维方法的问题上，中西史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都经历了一个由审美的形象思维向理论的抽象思维的转换过程。
    对今天的史学家来说，史学应持具什么样的思维方法，似乎已不构成一个问题。由于他们一致认为史学是科学，因此，也就自然地认定“历史科学……主要依靠逻辑思维”[①]。但是，对以往的史学家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持具的主要的并不是理论的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而是审美的形象思维，而且无论中西，概莫能外。
    让我们先看看中国史学的情况。
    无庸讳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曾出现过若干以理论的抽象思维为主要思维方法所写成的史书，有一些（如刘知几的《史通》）思辨色彩还相当浓厚。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地辨析一下，就会发现，作为史学主流的“二十四史”等，却没有一部不是以审美的形象思维为主要思维方法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史书在反映历史时，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没有舍弃具体的感性材料和融进了史学主体的情感因素，而且凭借想象来“构形”，一如柯林武德所说“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②]，而这些，恰恰是审美的形象思维的基本认识特点。比如《史记》，尽管它有表、有书，有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出现的简短史评，这些都是对历史进行了理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但是，作为其主体部分的本纪、列传、世家等，却表明它对历史的反映依靠的是审美的形象思维。因为在这些篇章中，身为其作者的司马迁不仅没有舍弃具体的感性材料和凭借想象去构形，以再现那些并非都是自己亲历过的历史场景，而且极大地投入了自己的感情。实际上，正是因为他在认识和反映历史时，不是象今天的史学家那样，进行旨在“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事物间因果联系”等思辨色彩极浓的理论阐述，而是将历史描绘为具体、鲜明、生动的画面，“不待论断而存事中即见其指”[③]，因此，他的《史记》方才做到了“文采焕然，跌宕有致”[④]，使人们于阅读中既能领悟到理性的启迪，又能获得审美的愉快，从而赢得鲁迅先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⑤]的赞誉。当然，在古代中国，如此突出地表明这一思维特点的史学家似乎不是太多，但只要我们再深入观察一下同样以纪传体作为自己的主要体裁的二十四史，就会发现，在它们的作者的笔下，历史同样是以形象而非概念的形式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作者对审美的形象思维的运用不如司马迁那样得心应手，没有使历史展现得如《史记》中那样血肉丰满、生灵活现罢了。
    那么，这种治史的主要持具审美的形象思维的状况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得到改变的呢？显然，这是进入近代亦即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之后的事情。尽管，作为一代国学大师，梁氏本人限于各种原因，没能以理论的抽象思维为方法，写出一部完整的通史或断代史的史书，但他对过往史学“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⑥]等弊端的批评，以及对史学应“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求得公理公例”[⑦]等史学原则的提出，却无疑为理论的抽象思维取代审美的形象思维作了开路工作。正是在以他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中，章太炎、王国维等都以自己的史学实践，为史学思维的历史转换作出了贡献。这当中，章太炎认为历史学不单是“褒贬人物，胪叙事状”，而还应“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等等，都足以证明，对当时的史学家来说，理论的抽象思维或是已很为之注重，或是已运用得非常娴熟。不过，在这里我们尤应提到的还是夏曾佑推出他的“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具有示范意义”[⑨]的《中国古代史》这件事。正是这部史书，为史学思维的历史转换提供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志。在这部史书中，作者第一次突破旧史书的体例，采用篇、章、节的编篡手法，以年代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史论结合，有叙有议，把几千年中国历史简明扼要地勾勒出来。当然，这部史书不能说完全舍弃了感性材料，但与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相比，其笔下的历史已不是那样具体，鲜明、生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的最大效用，与其说是如作者自期的那样探索历史进化的规律，倒不如说是现身说法，为后来史家提供了一个以理论的抽象思维为主要方法来认识和反映历史的先例。
    再看看西方史学的情况。
    同中国差不多，当史学在西方一经成为一门学问时，审美的形象思维同样占据了主要地位。而这当中，可作为例证的则几乎包括了所有可称为典范的作品，如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李维的《罗马史》、攸西比乌斯的《编年史》，等等。尽管，这些史著反映的对象互不相同，成就也各有高下，但总的来说，它们在对历史进行认识的时候，主要持具的仍都是审美的形象思维的方法。因为在这些史著中，历史基本上是具象的而非抽象的。实际上，也正是因此，今人在论及它们的成就时，便将此作为了一个长处来加以肯定，如对李维的《罗马史》，就称赞它“文字流畅，辞章典稚，叙事描画，栩栩如生，人物形象跃然纸上”[⑩]。也许，这一点在当时并非幸事，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史学就是因此未能取得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如在古代罗马和希腊，就往往被归于修辞学门下，被看作是文学的一种。但这却正好说明了当时的史学家面对历史，主要持具的究竟是何种方法。
    那么，对西方史学来说，这种情况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得到改变的呢？说来也颇为有趣，与中国一样，亦是进入近代以后的事情。而具体的代表性事件，则是理性主义史学的崛起。理性主义史学家们认为，人类的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史，历史学家应站在理性立场上审视过去。正是基于此，他们反对以单纯追求渊博知识为目的，以堆积资料、描述形象为特征的历史学，主张探索历史规律，写出具有哲学意味的史著来。如理性主义大师伏尔泰就说：“我们的目的决非积累大量总是自相矛盾的事实，而是选择最重要最确凿的事实，以便读者自己能判断人类精神的毁灭、复兴与进步”（11）。而这，便实际上说明了理论的抽象思维取代审美的形象思维成为史学的主要思维方法已是很明白的事实。当然，在西方，史学思维的这种历史转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之前，已有人文主义史学为之铺垫，如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在方法上就表现出了某种逻辑思辩的意味；而在这之后，更是有过反复，如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提倡直觉体验和移情理解为方法特征的浪漫主义史学就兴盛一时。但不管怎样，这一趋势却是难以逆转的，特别是到了实证主义史学出现后，更是成为不可移易的事实。也许，实证主义史学的一些主张，如反对史学片面追求文采，要求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努力消除主体意识的影响以坚持客观的态度等，都是基于它要把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的想法，而并没有更多一点地考虑到思维方法的问题。但是，由于目的和方法总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的，因此，它的主张和为达到主张所进行的努力便最终使它在面对历史时持具了理论的抽象思维。而这种情形发展下去的结果，便是随着史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日益为广大史学家所接受，史学最终完成了自己在思维方法上的历史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