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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则，对史学来说，其主要思维方法由审美的形象思维向理论的抽象思维转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究竟是幸事还是憾事呢？
    毫无疑问，对史学来说，这种转换是一个进步。因为正是凭籍这一点，史学方才步入了科学的殿堂，与文学表现出了质的区别。但它为此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那就是它因此失却了对历史的完整全面的把握。也就是说，当史学家一旦使用理论的抽象思维来认识和反映历史时，历史便基本上失去了感性特征，不再表现为具体、鲜明、生动的形象，表现为“活”的对象世界。
    我们知道，对今天的史学来说，判断其是否为科学活动的产物，主要是看它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映是否真实，是否揭示了历史的规律。然而，当我们以此衡量中西古代的史学时，情况却很是微妙。这里，姑以西方史学为例：早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时，由于史学的修辞风格已非常明显，因此，便极大地妨碍了求真求实传统的形成和发扬。如爱孚罗士的《希腊全史》，固然以其生动的情节、优美的文字为时人所赞赏，但其记载却多处失真，因而失去了跻身信史的资格。偏偏爱氏的这种举动不仅在当时没有受到什么责难，相反还为后来不少史家所仿效，形成一股风气，以至人文主义史学兴起之后，仍有不少史学家在编撰史书时，为着取悦读者，将修辞放在第一位，甚至不惜臆造故事，从而大大败坏了史学的声誉。当然，说西方古代的史学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史著的真实性问题，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如修昔底德就说：“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件的人那里听到以后，经过我仔细考证过了的。”（12）而波里比阿亦认为：“‘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人就终自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的岂不是无稽之谈？”（13）但是，他们尽管这样说了，却并未能完全做到，也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史学片面追求辞藻和文采而伤害真实的倾向。如修昔底德虽然说了如上所引的那些话语，并强调这样做“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14），但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却出于自己对雅典城邦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感情，做了若许杜撰历史的事情。象著名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就出自他的手笔。而这，实际上便对他自己的史学主张表现出了一种背叛和嘲弄。或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看来，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修氏在内的过往史学家在治史时主要持具的都是审美的形象思维，也就是说，由于他们在进行历史认识活动时，不仅没有舍弃具体的感性材料，而且通过想象进行构形，让情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固然表现为了具体鲜明，生动的感性存在，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尽客观甚至严重失真的现象，从而使这种认识活动的学术品格受到了很大影响。其实，对这种情况，过往的史学家也不是全无觉察。象梁启超，就曾联系过自己的史学实践进行过反省，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15）这，固然是历史当事人对自己的史著的中肯评价，但同时也说明了一定的思维方法在史学究竟具获何种品格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因为梁启超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他的史学不能全然成为信史是由于思维方法的原因，但他还是承认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感情作用支配”，而恰恰正如我们多次提到的那样，情感活动只能是审美的形象思维而非理论的抽象思维的基本认识特点。
    由上，可知以审美的形象思维把握历史，固然能使人们获得对历史的具象的认识，但又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客观性、真实性方面的问题，这样一来，便实际上证明了史学家以理论的抽象思维取代此种思维的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恰好从反面证明了这种思维方法的转换是史学上的一次变革。至于这场变革的实质，则在于理论的抽象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尽管在把握历史的并非无有局限，但它却能使人们一旦持具了它时，便立足于客观的立场，保持冷静的态度，对认识对象作出真实的反映，并以此为条件，对历史规律进行有效的探索，从而使自己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获具科学的品格。当然，当史学步入近代，其主要思维方法发生这种转换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史学家明确地指出过这种转换及其功效，但是，他们的治学主张及成果却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兰克学派，尽管具有浪漫主义史学中贵族保守派的思想倾向，但他们全力主张在治史中要始终坚持客观主义，强调不偏不倚、“如实直书”，等等，都足以使人们认为，他们的治史方法已很大程度转向了理论的抽象思维，他们在思维方法上的这种转换已使史学发生了一场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这个学派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史坛上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外，与其治史宗旨和方法是通过理论的抽象思维把史学导向科学这一点亦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再比如实证主义史学，在实证主义哲学大师孔德的号台之下，一直为把史学建设成为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科学而不懈努力。尽管它未能完全达到这一目标，但它提出的史学不应片面追求文采的主张，它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特点对历史进行认识的行为，等等，都足以使人们认为，在面对历史时，它持具的已不再是审美的形象思维，所获得的成果也应重新评价。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它明确地提出“不借助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成立”（16），并努力付诸实践，才在史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即使史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关键性的一步。
    但是，诚如本节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史学为自己在思维方法上的转换亦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的，而这就是自兹之后，经由它反映的历史极大地失去了感性特征，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而它自己亦因此由曾拥有广大喜好者的学问，变成了少数学者的专有物，以致最终影响到了自己的发展。
    说到历史不是一种具象的存在，这对今人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所了解的历史都是经由史学家所传述的，而它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是一由理论概念表现出来的对象世界，因此，这便与本来意义上的历史，甚至与近代以前的人们从史书里了解的历史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别。当然，对这种经由概念表现的历史，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它毕竟是史学家充分占有史料后，经过归纳演释等工夫所获得的认识成果，从逻辑学的角度讲，是一种被概括出了本质特点的对象世界。但是，它却又并非是最全面最完整的历史。其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具体的、感性的。作为原本是活生生的、血肉饱满的对象世界，它被抽象了，变成了一堆概念，一些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规律”、“特征”，等等。而它一旦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便很容易落入苍白无力、空洞干瘪的境地，便不能有效地激发起人们对它的认识兴趣，从而最终影响到了作为这种认识活动的理性反思的史学的正常发展。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显然，这只能是史学家运用了理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因为只有理论的抽象思维，才以概念、理论的方式把握认识对象，才会把历史变成抽象而非具象的世界。实际上，也正是因此，不少史学家便纷纷发表意见，在认定这一点的同时，更将其作为史学建设与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有的指出，当今史学“死守历史一元论，把风云变幻、绚丽多姿的历史简化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17），有的认为，“我们大量的历史研究仍滞留在传统思维的窠臼之中，满足于罗列史料的静态描述、线性因果的历史分析、乏人问津的历史总结、随风偏转的历史评价”（18），有的更是不客气地指出：“史学研究的对象单一，方法、手段简单，甚至连文风都千篇一律、枯燥单调，因此，历史研究的内容越来越窄，研究方法也僵化成一种固定模式……整个历史被抽象成一种简单的公式，历史的丰富性、生动性全被舍弃掉了，这样，对史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史学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小”。（19）真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这些，都说明了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已使人们认识到，由于史学家的思维一直滞留在理论的抽象思维的窠臼之中，因此，便造成了对历史只有抽象而无具象、只有共性而无个性、只有必然而无偶然的反映，而恰恰史学的目的和价值应当是如恩格斯所说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20）至于史学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做到描述性与思辨性的统一，就得如有的史学家已认识到的那样，“既需要从个别中展示一般，也需要从一般中展示个别，”特别是“它展示的一般规律决不应是单色调的僵死公式，而应是包涵着人类历史的全部绚丽多姿特性于其中的、经得起任何史实验证的、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规律；它所展示的个别性既不是与一般规律无关的、绝对非理性的个性，又不是没有个性特征的一个数字或样品，而是既有规律性又充溢着个体特征的，其精神情感的感染力不逊于艺术作品的个性”（21）。现在，既然以理论的抽象思维为方法的史学没能做到这一点，没能象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再现从前人们自己确定的那些思想，而进入以往时代的生活”，（22）因此，它对人们的缺乏吸引力以致最终影响到人们的历史认识活动的持续健康的发展，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至于任何对它的这种缺陷有所关注和批评的行为，则更是应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