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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关于史学思维的历史转换，我们在作了上两节的阐述之后，还需要提到另一重要的问题，而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中西，史学首先都是以审美的形象思维作为自己的主要思维方法，而后才使其让位于理论的抽象思维，而且这一转换都是发生于近代。
    为什么？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来就有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表象到概念的过程，即令这一客观世界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也不例外；特别是前已述及，理论的抽象思维从来就是与科学认知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恰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出现，是在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事情。
    众所周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来就有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表象到概念的过程。无论什么人，只要他面对客观世界开展起自己的认识活动，首先经历的必定是感性认识的阶段，而后才是理性认识的阶段。他只有通过感性阶段的积累材料，才能于思维上形成质的飞跃，上升到理性阶段。否则，理性阶段便会因缺少必要的前提和条件而根本不可能出现。诚然，在具体的认识活动中，某些人似乎一开始就在进行理性认识，但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感性认识对他们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这一阶段，他就没有与客观世界于思维上的直接联系，就不可能在头脑中建构起有关这些事物的具体、生动的印象。而没有这些印象，他也就不可能对事物进行分析、概括和综合，从而以抽象的方式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
    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的过程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在认识历史时首先持具的是审美的形象思维而非理论的抽象思维的原因便很清楚了，即：由于理论的抽象思维是一种理性认识，是通过判断、概念、推理的手段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把握的思维方法，其对事物认识的实质，乃是如恩格斯所说的“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23）而要达到这一点，又非有赖于感性认识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因此，它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当着人们在认识包括历史在内的客观世界时，便不可能一开始就为他们所持具，而领先于审美的形象思维。当然，说理论的抽象思维是理性认识，并非意味着审美的形象思维就是感性认识，实际上，人们在用它来认识客观世界时，同样包含着理性的成份。但是，它又毕竟与理论的抽象思维不同，是一种从不舍弃具体的感性材料的认识方法。在这种认识方式中，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是通过对形象的感受来达到的。比较理论的抽象思维，它更多地接近感性认识，更多地具有直接、明快、简易的特点。因此，它自然地要领先于理论的抽象思维，成为人们把握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客观世界的思维方法。
    然而，这样说有人或许会有不同意见了，因为人们知道和运用理论的抽象思维当是很早的事情，至迟亦不会始于近代，因此，若以理论的抽象思维是理性认识，而理论认识又后于感性认识为由，来说明人们在认识历史时，其主要持具的方法先是审美的形象思维，然后才是它，只怕不太充分。
    的确，人们很早就知道思维方法的不同形式，并作过研究，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说：“显然，想象和判断是不同的思想方式，想象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而获得结果（引者按：指判断）是不由我们作主的，结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别”，（24）而马克思也正是因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25）至于说到人们的运用这种思维方法，更是不乏其例。但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以上情形，却是有限的、非普遍的，更多、更大量的是人们对包括历史在内的客观世界的认识仍主要停留在直觉经验的状态之中，没能达到引发普遍的理论的抽象思维的阶段。这里，就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为例：诚然，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自然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令今人亦为之惊叹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无论在人类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创造财富、构建文明等方面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若放在认识方法的天平上，其理性的份量却仍不是很大。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是经验的积累，取的亦是技能等形而下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还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行为的结果。而这，也就说明了长期以来，人们的对自然的探索一直没能系统地持具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因为众所周知，在认识事物时，在方法和结果之间从来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谁从方法上持具了理论的抽象思维，谁就至少从结果上使自己的认识获具了科学的品格，反之亦然。现在，人们探索自然的实况既然向我们表明这种活动在古代社会一直没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行为，那么，人们在这一期间一直没能主要地持具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法自是无疑的了。当然，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人们对自然的探索总是会进步到科学的层次，而不会永远停留在直觉经验的水平上。但是，这却是到了近代社会的事情。如西方，便是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才开始有一些科学家有意识地运用实验手段，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领域开展对自然的探索，并以此为标志，宣告近代科学的诞生。而这，也就是恩格斯当年所指出的，“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26）
    然而，这样说，有人又会有不同意见了，因为尽管自然科学的诞生是近代社会的事情，尽管在科学与理论的抽象思维之间确实有着内在联系，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毕竟不是一回事，在对自然的探索中没能持具理论的抽象思维，并不等于在对社会（历史）的探索中同样如此。
    的确，就认识对象来说，社会和自然是两码事，因此，能够认识自然的方法不一定能够认识历史。但是，这里所说的方法，当应是指技术方法而非思维方法。因为在所有的方法中，技术方法是形而下亦即具体的，而思维方法才是形而上亦即基本的，是适用于任何一种认识对象的方法。无数事实表明，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思维方法，都是既能用于自然又能用于历史的。而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虽然认识对象不同，但只要思维方法相同，彼此间还是存在着某种同一性的，这一领域里的认识，是能对另一领域里的认识提供借鉴作用的。在这里，尤应看到的是，一般说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先于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探索总是先于人对自身的探索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人以理论的抽象思维把握自然总是要先于他们以此种方法把握历史的。既然如此，而真正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亦即人们以理论的抽象思维把握自然又是近代社会的事情，故而人们也只有到这时才在自己的历史认识活动中主要持具了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法。
    其实，说到人们在治史时向自己探索自然的行为看齐，于方法上发生一场转换，这看起来是个理论问题，实际上更多的是个实践问题，因为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早已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我们前面数次提到并充分肯定了实证主义史学，那么，它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显然，很大程度即在于它认为历史与自然界一样，同样存在着“实证的”事实，史学“也可以作出象几何学结论那样可靠的结论来”（27），从而使史学具有持具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和获得科学的品格的可能。当然，在历史学的建构上，实证主义史学家并没有更详尽一点地阐述过史学要向自然科学借助什么方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主张借助的决不仅是那些针对不同认识对象的技术方法，而是还包括根本性的方法，即理论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看到了后一种方法的价值，看到了它能使人对自然的探索成为科学，具有理论认识的本质特点，而不是停留在感性阶段，始终表现为直觉经验，因此，他们才想到了将这一现象推而广之，移植到历史认识的领域中来，使史学也成为一门科学。也正是因此，我们说，实证主义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以自己的主张和实践促进了史学的科学化，而且还昭示人们，史学以理论的抽象思维作为自己的主要思维方法，只能是进入近代社会的事情。其原因，就在于史学在方法上是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的，而恰恰人们对自然的探索也只是到近代才成为一门科学。
    由上，可知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相当长一段时间停留在感性直观的阶段是史学一开始只能运用审美的形象思维的原因，至于后来转换为理论的抽象思维，又是因为人们到这时已开始使自己对包括自然和历史在内的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行为。当然，在这一问题上，中西的表现又不尽然相同：在西方，由于“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28），因此，受这一形势的影响，史学也跟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自己由相对古代中国的长期落后一变而为先进；而在中国，则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自然科学的落伍，因此史学虽向称发达，但这时仍不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以致它的最后迈进近代化的门槛，很大程度还是受了西方史学影响的缘故，从而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份难以言表的遗憾。但不管怎样，不管中西史学在这一问题的表现上有何差异，其主要思维方法的转变是因为人们的理性认识到这时才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现象，却是不可置疑的。我们如能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只是到这时才成为一种科学的行为，那么，对史学思维于近代出现历史性的转换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
    收稿日期：1996－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