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到文风，学诚尤能于《文心》、《史通》之外，独抒新解。其间最主要的是“文与质”即“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如说：“文生于质，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砭俗》）。又说：“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古文十弊》）。总之，“离质言文，史事所以难言也”（《州县请立志科议》）。这就很明显地点出内容决定形式的重要性。
    学诚又从中国文艺批评史上：文辞--文心--文气诸说的发展上，提出《文德》说，主张“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这是很精辟的见解，亦即文艺学上艺术风格与思想性的统一论点。因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临文必敬以恕”的论点，要求我们：“论古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谈理不杂丝毫主观的成见。“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慑，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总之，在他看来，“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出于稼穑也”，这是文艺社会性的真谛。史有才学识，文亦宜然。所以他又说：“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鍊识而成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慑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史德文德，同源异流，这就包括文史两者而言了。
    若再推广到一切学术著作的体要，他又提出《言公》的主张，强调真理的客观性和人民性。他说：“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伸，不必其言果为我有也”。这正是真理客观、学术公开的确诂。又说：“著述欲其圆神方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书教下》）。一近“疏通知远”，一近“比事属辞”，“记注”和“撰述”的分工，“考索”和“独断”的异撰，都可从这一天才的概括里，得到圆满的解答。比起刘知几的“当时”，“日后”之论。更富科学性和说明能力了。
    （六）倡立志科，储备史料，首创方志学的新体系
    学诚从“史之义出于天”，“六经皆史”的论点出发，以为“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州县请立志科议》）。因此，对于史料的储备、搜集，看得很重要。说“州县书志，下为谱牒传志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朝史之要删”。必须打好州县方志的基础，然后国史才有所取裁。还在他二十七岁左右，帮他父亲修纂《天门县志》，就总结经验（详见《答甄秀才论修志》二书和《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发为拔本塞源之论，而断行新定义例。对于“方志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十议内容》，与《答甄秀才二书》，互为补充，都是些切实可行的经验之谈，成为此后“方志学”的基本内容。其倡《州县请立志科议》，认为“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记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同时，又倡《方志立三书议》，以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这一主张首先实行于他所主编的《湖北通志稿》，大为后来从事于方志纂修者所采用。此外，他在《大名府县志序》（代人作）上，对于方志一体的沿革，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书，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因此，他对宋明以来有名的方志，如范成大的《吴郡志》，康海的《武功志》，王鏊的《姑苏志》，韩邦靖的《朝邑志》，陆陇其的《灵寿县志》，都有《书后》，给以不同的评价。
    还有，学诚的文史批评学和他的哲学思想，随处流露卓越的见解。如《说林篇》说，“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朱陆篇》说，“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原道篇》说，“学于众人，斯为圣人”；《感遇篇》说，学术“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这些都是越出传统说法的羁绊，而为乾嘉学派中人所不敢言的，真够得上“议论开阔”，“惊世骇俗”（《与汪辉祖书》）的八字自评。至于“浙东学派”、“浙东史学”名义之正式提出，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不可不另眼相看注意及之。
    学诚为学，深造精微，充实而不可以已。其《与邵二云书》，谓“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近者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多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勦其意，几乎李义山之敝缊，身无完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观其自述，学诚的思想议论之影响于当世，也可算深远了。唯独对并世学人，有时批评往往过分，好象有点“不屑”的样子。袁枚名高，思路比较开展，略具反封建的色彩，对当时经学考据的潮流，每发锐利的攻击，所得结论，和学诚亦颇相近，不过一就文学立论，一就史学发挥，角度不同，而学诚著《妇学》、《妇学篇书后》、《诗话》诸文，直以卫道者自居，对袁攻击尤力，至诋为不学之徒。汪中亦一时通人，尝与学诚同客朱筠门下，所尝与上下其议论的人；他的《述学》虽未成书，而部居学术，推原名物，淹雅宏通兼而有之；而学诚少之，说他“聪明有余，识力不足，强言学问，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则又未免失之苛刻了。三十六岁时，与戴东原遇于宁波道署，论史事修志多不合（详见《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说“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但他对东原所著越出汉学范围的《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诸书，则又极力推崇，认为“能深悉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答邵二云书》，不是一个徒矜考订而求博雅的人。独于东原之薄朱子，大不谓然，讥其“饮水忘源”，忘记自己“即朱子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慧过于识，气荡乎志”，似东原亦未算个知“道”的人。这些地方都是不免有点意气。
    自然，学诚囿于古文学家的偏见，深信《周官》，盛推《尚书》，对于史的发展观点，有时自相矛盾；对于儒家正统思想濡染过深，议论中也有很迂腐的地方。所有这些，比起他那光辉的史学理论来，都是次要的，姑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