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作为德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初步成果，恩格斯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他对此又进行了再研究。几十年间，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贯穿了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红线，在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起源和结局、战争中各党派的立场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证中，均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与此同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巨大威力。可以说，恩格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集中阐明，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史学方法的充分运用。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创立唯物辩证法时指出，“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①学习和研究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必将促进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学习和研究。
    一
    恩格斯早期对德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1850年发表的《德国农民战争》这一著作中，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也充分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在撰写这部著作时，恩格斯正旅居伦敦，手头缺乏农民战争的有关资料，于是，充分利用了戚美尔曼在1841年出版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材料。
    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戚美尔曼搜集了十分丰富的史料，如实地记叙了农民战争全过程。他热情讴歌了以闵采尔为首的农民战争英雄，抨击了封建反动势力。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前，他对德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达到了资产阶级史学的高峰。恩格斯运用戚美尔曼的史料，却取得了更高的研究成果。其关键原因在于，恩格斯运用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
    1870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再版序言中指出，通过这部著作他想要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②这一段话既反映了这一著作的基本观点，也反映了恩格斯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基本方法--唯物主义方法。因为按照唯物主义方法，应当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正是运用这一方法，恩格斯探究了德国农民战争的起源和结局。
    恩格斯尽可能详细地考察了16世纪初德国经济状况。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有显著进步，但是，德国工商业的发展没有形成一个如同伦敦那样的英国工商业的中心。恩格斯认为，在德国工商业的成长“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③
    多中心而分散的经济造成了割据分裂的政治局面。内部分裂，枝强干弱，使德国被紧紧控制于罗马教廷。大宗钱财源源流入罗马。正在兴起的新的生产力，同这种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罗马教廷的异族统治发生了冲突，正在觉醒的民族同异族统治发生了矛盾。这就是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爆发的内在基本原因。
    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戚美尔曼正确地指出是因为农民军队的分散，缺少一个伟大统帅，农民战争前德国未能形成一个民族等等。但是，他不能解答，这些原因的原因是什么。由于忽视了带有决定意义的经济状况的研究，他对农民战争失败原因的探究只能停留在这些表面原因之上。
    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方法，从德国经济的分散性出发研究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由于经济分散和多中心，各省区之间壁垒森严，必然造成革命队伍极度不统一。结果，每一等级“都是各行其是地去搞运动。因而不仅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和所有其他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终于不得不一齐垮台。”“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中也是没有共同行动，而是互相为难。”④最后为官军各个击破。阶级斗争如此支离破碎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德国经济政治的极度分裂。
    在运用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了德国经济状况之后，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了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从而揭示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恩格斯分析了各个派别代表人物的政治学说，从而揭示了他们的阶级属性，论证了他们在农民战争中变化的规律。
    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发起者，也是这场农民战争的点火者，后来却变成农民的死敌。路德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戚美尔曼认为，由于农民的行动超出了路德所能控制的范围，使他“感情冲动”“大为震怒”，闵采尔受群众爱戴，也使他“恼怒”，于是，“内在的烈性一下子迸发出来”，⑤因而变成了极右派。
    恩格斯同样注意了路德政治态度的变化过程。与戚美尔曼不同的是，他进一步考察了路德代表哪一个社会集团，从属于哪一个阶级，根据路德的宗教和政治主张以及他在运动中的表现，恩格斯认为，他是市民阶级“十足的代表”，路德的“性格和行径”不单单是个人的性格和行径，而是反映了市民阶级的态度。路德在运动中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⑥
    闵采尔和希普勒是戚美尔曼着力研究的人物。戚美尔曼以“伟大”、“非凡”等褒词对闵采尔和希普勒加以赞美，无疑反映了他为革命者辩护的革命本能。但是，他未能正确地揭示闵采尔和希普勒所真正代表的新兴阶级的属性。
    恩格斯剖析了这两个杰出革命者的政治主张。闵采尔曾经提出。“一切东西，不论是工作还是财产，都是共同的，都应按照各人的需要和情况进行分配”。这一思想不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而是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因此恩格斯认为，“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⑦希普勒曾参与制订1525年5月海尔布隆帝国改革纲领草案。他详尽地制订了实现帝国经济统一的措施，如“统一全国币制”“统一度量衡制度”“所有大路均可自由通行，取消一切杂税”等。这些思想更多地反映了市民阶级--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不是一般的“农民领袖”，而是革命的市民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如恩格斯所说，“恰恰和闵采尔预测到共产主义的情形一样，文德尔·希普勒预测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⑧
    胡滕和西金根是骑士阶级的代表人物。戚美尔曼正确地指出了，最先爆发的西金根领导的骑士起义“只是最后力量的垂死挣扎，是生命在临终前回光返照”。然而他又认为，“历史没有在德国，但后来在日耳曼人的英国证实了这个思想：英国的自由是低级贵族同市民阶级联合的产物”。⑨德国为什么没有实现这种联合呢？戚美尔曼没有看到，英国的贵族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同新兴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德国骑士仍然是封建骑士，随工商业发展他们日益成为多余的阶级，他们与新兴资产阶级不能共存。因此，恩格斯根据这样的阶级分析指出，在德国“不可能建立象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低级贵族和城市的联盟。”⑩
    16世纪初德国形成了混乱复杂的阶级结构，在农民战争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宗教理论，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异常繁杂的情形中，恩格斯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运用阶级观点分析这些学说、思潮和人物，终于从这样离混沌的状态中，正确地揭示了各个阶级在农民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革命力量分化、改组和消长的内在原因。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运用类比方法，把农民战争与1848年革命加以类比，把过去与现实联系起来。
    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历史上同类事物在其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必然存在着某些类似之处。这就是进行历史类比的依据。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恩格斯就这两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类比。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时，由于德国尚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分裂状态之下，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极为混乱，每一种力量都各行其是地搞运动，他们不仅和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和所有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终于不得不一起垮台。1848年革命时，“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11）由于政治分裂和阶级结构混乱造成革命失败，这一点两次革命“完全类似”。正是从这样的类比中，恩格斯得出了如下结论，“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12）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历史证实了恩格斯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恩格斯比较了两次革命类似之处，同时也注意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他特别指出，1848年革命的范围远比1525年革命这一德国地方性事件广阔得多，1848年失败的最终必将是反革命。因此，恩格斯预见到“1848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象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13）后来德国的历史也证实了恩格斯这一预见。
    至此，恩格斯运用类比方法，把农民战争史研究同现实革命联系起来，从历史研究中得到了现实斗争据以借鉴的结论，并且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预见了未来。这正是他撰写《德国农民战争》的目的。
    纵观全书，恩格斯首先考察了农民战争前德国的国情。他考察了德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阶级结构，并且分析了与这种经济基础和政治状况相适应的宗教理论和政治学说。在这环环相扣的分析中，恩格斯剖析了当时德国整个社会结构。他分析了新生产力的发展与原有政治上层建筑的矛盾，从而揭示了农民战争爆发的基本原因；他分析了正在变动的阶级关系，从而揭示了农民战争中各阶级力量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在对社会结构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恩格斯转而记叙了农民战争历史的全过程，从农民战争前各次分散的密谋、起义，到以西金根为首的骑士暴动，一直到1525年几乎遍布德意志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然后记叙了战争的失败。在这一历史进程的记叙中，恩格斯在剖析社会结构中所阐明的基本观点，尤其是战争起因和各阶级力量变化规律，均得到具体的再现。
    这种把结构考察与历史发展考察结合起来的作法，体现了又一重要的方法论思想，这就是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
    恩格斯以逻辑的方式研究了德国的社会结构，揭示了农民战争起因和战争中各种力量发展变化的规律，也以历史的方式探讨了农民战争的发展过程。当他又以这两种方式统一的形式将这一研究成果表述出来时，其论证的严密的逻辑力量和强烈的历史感，使他这一著作远远超过了前人对德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