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著史要义旨在通过解释原因而探明真相。诚如斯言，“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此乃西方史学的“显著特点”①。古希腊史家显然深谙此道，典型实例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前425年）与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年～前395年）等早期代表人物有关撰史旨趣的开宗明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我首先说明……引起这次希腊大战的原因”②。就希腊化时代领军人物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年～前118年）及其史学实践而言，亦可如是观之：作为“古代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③，40卷本《历史》④代表了西方古典史学理性思维所及的广度和深度。突出体现在基于实用目的高度关注原因探究，进而围绕社会历史变化等形成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鉴于史学史研究的“重点”和“固有的主题”是“史学思想方面”--即“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⑤，拙文尝试通过比较性研究考察波氏史观构建中诸主要范畴的生成、内涵及关联等，兼及透视古希腊史学史观领域的流变轨迹⑥。考虑到《历史》在文本层面很少明确提及城邦时代希腊史家⑦，所谓“联系”主要是指一种历史性的逻辑关联。囿于学识水平所限，拙文多有不当之处，敬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 罗马兴亡中的“政制元素”：政治抑或历史学概念
    古人撰史往往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国族兴衰主要与哪些社会历史因素相关？与发达的城邦政制实践内在一致，早期希腊史家普遍关注政体。如希罗多德认为“风习律制乃是万物的主宰”，希腊借此“驱除了贫困和暴政”。特别是雅典、斯巴达崛起并赢得希波战争，与政体适宜密不可分。波斯立国伊始当局激辩何为“理想政体”，则集中体现了他的相关思想⑧。修昔底德表达了类似的立场，如强调雅典崛起于“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等⑨。随着城邦体制危机加剧，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和《政治学》、色诺芬《斯巴达政制》等专题性论述更是蔚为大观。对此，波利比乌斯坦言，“始从薛西斯登陆希腊”，它总是众多精英阶层的热门论题⑩。基于是，政治生活中的“体制问题”继续受到关注。
    关于《历史》中的政体学说，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解读思路。其一，侧重政治层面的探究，强调需在“意识形态与政治背景”视域下认知（11）。其二，源于波氏对罗马史的深入研究--日后罗马政局走势印证了其历史预见，能够作为解读国族兴衰的基本通则（12）。其三，严重遮蔽了波氏的历史视野，尤其是忽视了罗马政治生活的实际貌相，堪为“希腊史”续编性的叙事产物（13）。然而在我们看来，如若认同波氏的实际身位乃是“政治史家”，相关探究无论如何也很难避开“史学”维度。事实上，上述众说纷纭往往导致两大理论极端：片面夸大政体论的政治内涵及其在波氏史观中的重要性。倘如是，以下四点或许值得关注。其一，鉴于政体论是波氏大力倡导的实用主义史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结晶，“政治学”考论显然不应轻忽史学意趣。其二，鉴于波氏历史写作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对城邦及希腊化时代前期希腊史学的批判性继承--卷12中通篇史学批评即为真实写照，理应要在此间希腊史学发展演变史的视域下探究其政体论。其三，鉴于大约同期发轫的罗马民族史学未能揭橥罗马崛起的真实原因，波氏尝试通过政体论等予以“科学”地拨乱反正，如不满于匹克托的史著。问题是他的立场能否成为后世拉丁史家罗马观中特殊的理论成分，特别是在共和覆亡、帝制勃兴背景下政体论能否得到他们的整体认可。其四，鉴于政体论本身的特质或不足。卷6中第6章节表明波氏对此应当有所意识，或许也为别的史观要素乘势而入提供了相应的理论预设。
    较之早期希腊史家的插叙性论说，即使“政治史鼻祖”修昔底德也并未深入剖析，政体元素在波利比乌斯史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调和推崇：“鉴于凡事成功或失败的首要原因是一国政制”，“一切行动构想、计划发端形成并最终实现”。典型实例是解明罗马何以能奇迹般崛起，强调“当我们转向其政治体制”则一切疑惑将迎刃而解。在波氏，罗马逐鹿地中海的关键是其独特的“混融政体”：“所有优越性表现为三种元素用于构建政体及其随后的施政实践，甚或国人很难确切断定整个体系究竟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这实乃与生俱来。”（14）依据政体演变的基本原理，波氏进而通过“循环史论”解释了罗马共和国早期曾经的贫弱与晚年的急遽衰落：
    以上即是政体沿革的循环周期，进程浑然天成，其间政体演变、消逝并最终复归原点……尤其是就罗马国家而言，这一路径将使我们理解它的形成、发展，同样是在不久的将来盛极而衰。如我所言，它较于任何他者是天然成长，并会经历自然地衰变。读者从本书随后章节中将能判定这一点的真实性（15）。
    波氏由是尝试在史观高度系统地阐发政体论题，坚称“相关讨论或因疏漏特定细节而美中不足”。而且鉴于“它符合历史实际和人类常识”，他甚或有意以此推演历史兴亡的普遍规律。某种意义上作为理解《历史》意旨的主导线索--“罗马人通过何种方式并以何种政体，不足53年内成功君临几乎整个人类世界”，政体论贯穿始终：“我总是将该论题视作全部构想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确信在大量章节及有关本书原则的导言性评论中已表露无遗。”突出体现在卷6集中阐述后，篇末“总结全书主旨”时再度重申：世人通过本书将“懂得整个世界怎样、通过何种政体臣服于罗马”（16）。
    在论题阐述中，波利比乌斯体现了与古希腊史学传统的某些一致性。典型实例如界定“政制”外延，声言“任一国家中有两件事情至关重要”，“吾意是指风俗习惯与法制律令”，而柏、亚等人更多侧重后者；主要通过重大战争集中展现政制优劣，即鉴于布匿战争年间是“混融政体”释放优越性的“登峰造极时代”，“我将阐释坎尼惨败期间罗马遭遇生死存亡的政体状况”等。但就其政体说的思想根源看，却与前辈同人鲜有纠葛。《历史》文本信息表明，这主要源于两种途径。一方面，批判性地承袭借鉴了前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理论成果。诚如波氏所言，“几乎所有著述家留给我们了关于斯巴达、克里特、曼提尼亚和迦太基政体优越性的慷慨赞誉。某些著述家也论及雅典和底比斯”。他们不仅基本厘清了地中海诸族各种政制的历史沿革、内涵特征、运演机理等，更在希腊败落、蛮族崛起背景下明确凸显了政体元素对于历史兴亡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鉴于“史家从不曾偶然论及”以及“探讨它的著述家不称职”，亲身观察同样至关重要。特别是通过兼任阿卡亚联盟要职、兵败后长期入质罗马，波氏得以感同身受于诸族政体优劣，如“需要比较斯巴达、罗马与迦太基政体”（17），等等。
    众所周知，西方古典史学史上长期流行形色各异的循环史论。若以波氏“混融政体说”的运演机理“循环史观”为例，或可更进一步集中折射其政体论的上述特征。关于早期希腊史家的史观意向，传统观点往往截然对立：社会历史变革思想兴起并有进步倾向标示着“希腊历史意识的觉醒”（18），修昔底德及后世希腊史家并不信奉循环史观（19），或是他们基本认同“循环史观”（20）。另有论者主要以波氏为例，强调西方古典史家及是后圣经史家等皆应视为内涵丰富的历史循环论的实践者和倡导者（21）。关于上述论断，有三点需要指明：一是不应夸大古希腊史学滥觞阶段史观理性化的成熟度，二是如何通观性地考论《历史》《伯战史》中的所谓“循环史观”，三是波氏史观的学理渊源怎样。不可否认，早期希腊史学含有一定的“进步史观”色彩。突出体现在希氏笔下大量人种学研究，如文明-蛮族对立，特别是《伯战史》绪论关于“五十年时期”希腊诸邦中雅典冉冉升起而一枝独秀。但就整体而言，早期希腊史学普遍洋溢着浓重的悲观情结。基于“在每件事开头的时候，是看不到它的结果的”，抑或“只要人性不变”则不幸“将来永远也会发生”（22），波斯、雅典帝国等皆生动演绎了“扩展-衰退”的历史规律，其核心是轮回性的“淤滞”而非永不消歇的颓败（23）。而从波氏“循环史观”生成的历史语境抑或具体内涵来看，我们或可得出结论认为：其与希、修等人相关主张关联不大而更多属于政治理论术语性的表述。倘如是，波氏的主张固然可以看做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历史哲学，但基于古典学传统探究似乎是人为地抬高了其蕴含的史学意涵。
    波利比乌斯史论思想根源中的“非史学性”，深层体现则是“非历史性”。特别是在许多方面机械地袭用古希腊政治理论，寓意其相关史论往往是在表述政治而非历史概念。典型实例是罗马人构建的“现存最佳政体形制”，颇为类似于斯巴达莱库古宪政改革的翻版。另外，重理论性的推演思辨而轻实证性的历史研究。如尽管“希冀谋求有关其政体独特性的通透观点”，但对始从十二铜表法颁行直至坎尼会战间的罗马历史存在严重误读。典型实例是虽察觉3世纪前后元老贵族地位特殊--“凭赖政制的特殊优势与运筹帷幄的元老院”（24），却夸大了公民大会的实际作为及其“民主”元素。误读罗马政治生活领域的真实情状，使得波氏坚信罗马统治集团戮力同心而有强大的战斗力，进而则很难认识到罗马崛起过程中许多“非政制”性的重要力量。譬如，共和时代罗马与拉丁及意大利同盟者协同的重要性，共和末年广大同盟者主张公民权的同盟者战争充分展现了这一点，正如帝国时代意大利本土以外众多行省地位的提高及其对罗马繁盛的重要性。又如《历史》通篇强调罗马称雄地中海堪称“史无前例”，暗示波氏史论兼有进步意识，问题是若罗马政体“与生俱来”而非线性意义上渐次累积的增进过程--“我以为罗马政体可如是观之而完全适用，既然从一开始其形成与成长源于自然原因”，所谓发展如何可能？很大程度上这或许也说明了为何拉丁史家整体上对此并不认同。诚如塔西佗在批判奥古斯都所创元首制中的精妙讽喻：
    每一个国家或城邦的统治者或许是人民、或许是贵族、或许是一些个人，这三种统治方式适当配合起来的政体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称赞，然而却不是容易创造的。而且即使创造出来，它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25）。
    进言之，我们还注意到，波氏政体论在许多希腊史家著述实践中同样未能引起多少实质性的共鸣。突出体现在波塞冬（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年～前51年）所著52卷本《历史》旨在续写波氏史著，涵盖公元前146年至公元前88年间以罗马势力扩张为中心的地中海世界区域史，但关于罗马崛起原因的解读显然较为理性，如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地形地貌、矿产资源、气候条件以及食物营养等诸多可能相关的因素、力量。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公元前60年～前7年后）撰述《罗马古代》，某种意义上或可视为是对波氏拘泥于“政治史”写作的矫正。狄著认为，罗马人威加海内固然是与其卓越品质密不可分，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实为古希腊人后代并成为新时期希腊先进文明传统的合法继承者。总之，政体说构建中的种种瑕疵，预示其在波氏史观整体中并非文本层面宣扬的那般重要。相反，另有其他同样不容忽视的史观元素参与其中。它们不仅有力冲击了政体说的地位和影响，还合力强化了波氏史观的复杂性。
    二 心性说的理论创新：“肇始与原因或意图”的界定及其人物史意向
    鉴于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动机及人性往往成为古希腊史家关注的重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显然涵括当事方“思想过程”（26）。如在希罗多德看来，希波战争源于诸如私利与贪欲、违约与结怨、复仇与荣耀等人性深处的各种纠葛。不仅如此，《历史》基于人性视角就当时希腊诸邦内部恩仇的深刻反思同样耐人寻味。不妨摘取一则论断，以资说明：
    拉凯戴孟人既然重新得到神托并且看到雅典人的实力与日俱增而且根本没有服从他们的意思……很可能会有一天做到与他们势均力敌的……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27）。
    希氏意在表明战前、战中以雅典、斯巴达为首的希腊诸邦何以频频内讧，并预示战后自相残杀性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实乃不可避免！修昔底德笔下的伯战爆发亦是如此：“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而雅典人源于“安全、荣誉和自己的利益”等“三个很重要的动机”同样热衷于战争。总之，“由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及伴随的“激烈的疯狂情绪发生作用”，修氏尝试基于“人性总是人性”而谋求精准揭橥动机的根源（28）。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他们为何并未深究政体，相反，考虑到叙事主题是战争何以爆发，交战方的动机意图及背后的人性情状才是解题的关键所在（29）！实际上，相关叙事构成了早期希腊史家历史解释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希腊史家普遍关注值得记忆的重大事迹。在气势恢宏的战争史叙事中，一方面为强调城邦体制下公民集体的智慧与力量，他们的叙事主角多为“希腊人和异邦人”组成的“人类”等宽泛而抽象的概念。另一方面因质疑人性而竭力反对突出个人，即若将国家事务委托个人，“不久就会引起城邦的毁灭”。而为数不多的相关载录也多为负面性质且很少展开，如修昔底德评判希波战争期间希腊联军司令波桑尼阿斯“开始暴露他妄自尊大的本性”，等等。是故，他们真正着意的是“人民的心理状态”等群体性情绪。典型实例是修氏通过“一般人性”意义上“城邦的性格”解读伯战结局，“正如其他许多次一样，斯巴达人证明是雅典人最有益的敌人，因为两个民族性格的大不相同”（30）。早期史家借此表达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诉求。倘如是，断言“集体的作用在西方史学中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且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罗马史学的滥觞（31），似乎过于草率而有失偏颇。
    较之早期史家，波利比乌斯相关主张理论性更强。突出体现在，《历史》以“普遍人性”及其对应动机为基质阐发政体、历史运演机理。如下两则论断，或能作为典型实例说明问题：
    雅典多少仿若一艘没有指挥员的大船……恐惧于惊涛骇浪或强劲风暴，促使水手们小心谨慎并听从船长指令……而一旦他们自信膨胀……互相争执不休……其间凡事皆由一伙暴民肆无忌惮的冲动所掌控，他们在……暴力、激情氛围中教养而成（32）。
    全部现存之物皆将趋于颓败，衰变乃是不争事实；因为大自然进程足以将此判罚加诸我们。经由两种途径任何国族归于式微，即分别为外部与自身流变……但当国族饱经磨难而终臻独大，显见在既有繁盛长久侵润下，生活将会变得奢华，公民竞争职位及其他物事则会更为狂暴。随着病灶逐日增进，恶化源出贪恋职权和寡廉鲜耻……将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倘如是，国族非是变成最美善的称谓即自由民主，而是沦为最恶劣的秉性即暴民政治（33）。
    鉴于修昔底德撰史旨在抨击伯战中暴露的雅典政治的种种劣质，第一段材料所论在其笔下并不鲜见。但因多为现象罗列，其理论意识当是弱于波氏。更重要的是，波氏要以雅典等希腊诸邦政体变动为例推演人类历史规律：前述所谓“自然原因”即指国族兴亡直接取决于政体循环，隐于其后的深层动因则是“人性恶”。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心性说具有一定的概括深度。当然可以想见，波氏主张应有亚里士多德等人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贡献而非单纯的史学传统（34）。
    不仅是政体优劣论视域下的国族兴亡，就具体事务得失成败而言，波利比乌斯表面上也袭取了前人的惯常理路和解释框架，即强调人性情态通过特定动机化为具体行动。最典型的实例显然是罗马人取得西地中海霸权后何以加紧对外扩张而觊觎整个世界：
    先前世界的事件可谓分散孤立，既然它们是由各行其是的动机、结果或地区连结而成（35）。
    既然举足轻重源出细微，事件初始动机才是解题关键（36）。
    鉴于此，波氏高度关注并尝试在理论层面探究诸如“动机意向”等“更具价值”的历史信息。有关亚历山大东征等战事与布匿战争爆发原因的比较性论断，或许足以说明问题：
    部分史家期待指明引致前述罗马与迦太基战争的原因，断言首因是迦太基人围攻撒根图姆……我当同意它们是战事开端，但绝不认可其为原因，除非我们声言亚历山大越抵亚洲为其攻侵波斯的原因……此乃难辨肇始与原因或意图实质性区别人士的一面之词，原因或意图至关重要，肇始随即展开。物事起始是指我们尝试将既定计划转为行动，目标动机在判断与意见中首当其冲，即经所涉意图、心理、逻辑等而获致决议和规划……腓力王心领神会于以上两种史实……关注战争预示的无上荣耀……是故我们须将前述原初事项视作征波原因，次为背景，亚历山大兵临亚洲则为战事开端（37）。
    书归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我们务必要将汉尼拔生父巴卡斯·哈米尔卡的愤懑视作它的首要动因。夺取西西里的战争使之心绪难平（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