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罗马关于获取财富的律法与习俗优于迦太基（67）。
    依我之见，罗马国家首要优异的特质是他们的宗教虔诚。我以为正是这一点……维系了罗马统一。此类事物堂而皇之地进入公私生活，别无他物凌驾其上……但因人性易变无常，充斥非法欲望、肆意冲动和狂暴愤怒，俗众需要……节制。由是在下认为，古人于众生中引入有关神灵和地狱苦痛的观念并非草率、偶然之举，现代人摒弃它们却是鲁莽、愚昧至极。致使在希腊人中……公务人员……无法维系其信仰；而罗马……履行了虔敬（68）。
    显然，在波氏看来，罗马创设优异政体的首要前提是政治伦理高于周边诸族！《历史》实则大量关涉国族良俗优法的比较，强调它们“可取抑或相反”关键是能否确保“民众私生活正当有序，国家整体特质温良公义”。而鉴于“宗教虔诚”至关重要，这似乎也契合了希、修对天意与人性的侧重。更重要的是，“尚未沦丧”寓意全书篇末将以道德视角解读罗马败落。特别是第三则引文，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突出体现在如就“混融政体论”而言，鉴于它主要是基于政治学层面考论“罗马崛起”，其中涵括的所谓“循环史观”显然也根本无法如实地描述罗马国族兴亡的历史“周期律”。另一方面，上述史论还折射了与早期希腊史家的一脉相承。突出体现在所谓“宗教虔敬”等皆有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而“天命论”往往匮乏哲学深度--直至罗马时代基督教会史家宣扬“神意史观”方才成为可能。当然就差异性而言，希、修等人的相关论说大多是与天命论等紧密相关而呈现出一种更为“胶着”的理论形态；相形之下，波氏倾向于将其视为理性史观元素的一部分并在政体论中予以探究。
    不仅是国族兴亡，个人成败同样源于道德品性。典型实例是马其顿王腓力五世的荣辱沉浮：
    没有哪位先前君王兼有成为一名好或坏统治者更多的禀赋……他的好禀赋与生俱来，劣性则随年龄与日俱增……向读者表达在下有关君王以及其他大人物的立场观点（69）。
    材料表明对波氏而言，道德修为影响人事得失并最终受制于心性善恶。事实上，他在论载亚拉图斯、希罗尼穆斯、希洛王、腓力二世、汉尼拔、西庇阿、斐洛波门、阿迦托克勒斯、狄奥尼修斯、哈米尔卡、托勒密等“大人物”史事中，竭力强调道德评判：“或难寻觅恰当语词形容他们的勇敢、勤勉与全部美德”，或盛赞英雄主义的功败垂成而谴责卑劣可耻的苟安偷生。具体说来，
    我们确实应当引领读者关注这类人物的丰功伟绩，有所触及命运的兴衰荣辱与人事的变幻无常，通常在如实直书之上附加启迪性的教谕（70）。
    材料表明，波氏关注史上大人物作为，其深层体现是彰显史学“惩恶扬善”的道德目的：即从前代人的成功或失败中，探究关于国家、个人值得褒扬或指摘的“正确判断”。倘如是，或可认为《历史》因果解释奉行了并行不悖的双重进路：鉴于政体说、心性论不足受用而引入命运元素，隐含的主线则是道德意趣并大大增进了其史观的复杂性。
    随着《历史》叙事的深入展开，波利比乌斯越发着意于此乃至滋生所谓“道德史观”。而晚年目睹罗马统治危机渐趋暴露，特别是恰逢揭开共和后期大规模社会斗争序幕的两大标志性事件--西西里奴隶起义与格拉古兄弟改革（71），更进一步强力凸显了这一点。在波氏看来，
    道德沦丧而玩物丧志……显然是共和国堕落的表征。首先是因他们认为马其顿败落后其世界统治无可置疑，其次是马其顿财富输往罗马后国家与个人拥有大量资财（72）。
    显然波氏意识到危机本质乃是道德危机，并尝试探究了两大相关论题：一方面就其直接表征及深重影响而言，公民阶层普遍腐化堕落并引发了国内激烈的社会斗争，对外政策日益显露霸权本质并引发了被征服者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就其根源而言，则是霸权地位确立后民族心性变得浮躁横暴，财富增进更为骄奢淫逸提供了直接的物质保障。推而广之，希罗多德论载希波战争期间的波斯帝国，特别是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帝国的兴衰沉浮，抑或是色诺芬《希腊史》论载伯战后斯巴达霸权与曼提尼亚战争后底比斯霸权，其间史观立意又何尝不是如此--道德严重腐蚀基础上的内忧外患预示着当事方终将走向毁灭！
    波利比乌斯叙事中史观领域的上述变化，集中表现在《历史》结构编排的显著变更。众所周知，波氏原定通过30卷本篇幅阐明“罗马因何崛起”。为探究罗马衰亡的深层机理，而后追叙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46年间历史。其间，对罗马政制的顶礼膜拜，逐渐让位于深沉痛彻的历史反思，特别是敏锐地注意到了罗马社会道德生活的急剧变化。事实上，他认为早在公元前200年代罗马统治集团上层的政治操守即已明显失范。突出体现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罗马统帅弗拉米尼努斯的违规行径。波氏尝试发掘隐于其中的深厚历史内涵，并以此为例指出：
    若是论及先前时代，我将确信整体上所有罗马人中没有谁会如此行事；吾意是指他们海外扩张前的时代，期间他们恪守理论与实践（73）。
    倘如是，则如前所述，他进而将最终确立罗马地中海世界霸权地位的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视为其衰变的标志性历史起点。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波氏基于道德立场诠释罗马衰亡本身，同样也是其史观随着《历史》叙事展开而逐渐由浅入深的必然产物（74）。突出体现在如第6卷“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论述”中，仅是通过杂糅“人性恶”与“政体循环”等在理论层面推断公元前146年后共和国的衰微。而待到罗马统治大厦真正殒命，则迫使波氏必须另寻其他更为紧要的因果关联以期直面现实。倘如是，则似乎可以说，《历史》后10卷虽为补充且容量不大，但对深入理解波氏史观演进却至关重要--何况，皆是其亲身参与或耳闻目睹的历史内容。
    在上述意义上，波氏史观深处滋生了浓烈的消极宿命意识。究其原因主要为两点，一是政治伦理视角下的人性缺陷，使得历史发展的道德基石无以为继，二是罗马事业竟难永葆青春直接孕育并强化了论史的命定色彩（75）。兹摘《历史》卷1、29、38中三则相关论断，以资说明：
    若将罗马统治与过去曾构成史家首要主题的著名帝国展开比较，我所论时代的壮观场景是怎样的激动人心与庄重恢弘……波斯人拥有广袤统治……拉凯戴蒙人长期角逐希腊霸权……马其顿人欧罗巴统治扩展……但罗马人拥有一个较之先前无限庞大，将来也无可匹敌的帝国（76）。
    无需观照经年抑或数代，仅晚近50年即可领略命运的残酷。试问有谁能意识到……我们时代波斯人的名号将会彻底溃灭--他们曾是几乎整个世界的主宰，而先前鲜为人知的马其顿人现为主人？但命运从不始终如一，总是通过意外战胜谋算；通过挫败人意展现权能，如今也将通过奉赠马其顿人全部波斯财富……不过将之寄存其手，直到她决计翻云覆雨（77）。
    当西庇阿目睹城池彻底崩塌而垂死挣扎……凝思良久后他意识到所有城邦、族群和权能之士，必将如同芸芸众生而遭逢应有命数……煊赫一时的亚述、米底与波斯帝国遭逢，荣耀如此切近的马其顿亦难逃厄运（78）。
    材料一表明，《历史》开篇尽管宣扬“循环史观”，但对罗马伟业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整体上仍持乐观期许；材料二表明，《历史》前30卷结尾时竟倾向于认为是命运毁灭了波斯、马其顿帝国，随着政体优劣及循环史论消退则预示日后罗马势必在劫难逃。前述曾在第3卷6章中以腓力父子攻灭波斯为例界定“人事关联”；材料三更是独具匠心地通过插曲性论载标志罗马霸业即将实现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强调统帅西庇阿“在功成时刻对命运易变铭记在心”，并“预感有朝一日同样厄运将会降临我的祖国”，堪称“最具政治家风范且深谋远虑的识见”。临近全书结尾的第39卷第8章，史家因感念世事无常而再度叹曰：“命运是多么地易于妒忌人类，特别是在我们自认人生已功德圆满的情势下，她是多么地偏好展示权能。”（79）
    综上所述，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对希腊古典文化的总结和发展，更是从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继而到西方文化的桥梁。波利比乌斯置身于希腊化时代中叶且希腊世界行将完全臣服于罗马的历史关头，其撰史实践无疑具有非常独特而繁复的史学内涵。突出体现在系统总结了希腊城邦与前期希腊化时代的史学遗产，并在史观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精辟阐述。
    波氏通过多组命题反思历史变革，表明其认识到了研究客体的复杂性，而诸史观范畴自身的瑕疵及分歧，则暴露了主观认知的某些局限性。事实上，古代世界所谓史学通常是指政治军事性质的现当代史写作，功利而狭促的意趣、视野，往往使得无法完全理性地鉴往知来（80）。这不仅仅导致书写者往往由于轻忽诸如社会、经济、文化等其他要素而严重歪曲了历史的复杂多样性，而且意味着即使是对“政治史”本身的解读也往往难免或有“单薄”之嫌。典型实例是关于罗马究竟是否是在有预谋有计划地挥兵东进，《历史》卷首强调认为：
    鉴于汉尼拔战争中迦太基落败，罗马人觉得在其全球扩张计划中至关重要的步骤现已实现，开始敢于伸开双手攫取其余部分并兵临希腊和亚洲大陆（81）。
    问题是，若将公元前3至2世纪罗马人的历史，置于同期希腊世界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予以探究，没有证据表明前者竭力要将霸权扩张至东地中海。须知当季罗马的主要精力是迫在眉睫的北意大利、南部高卢、西班牙与迦太基，同时竭力避免长时期大范围地陷身亚得里亚海以东事务--“罗马关于希腊的政策立场缺乏连续性或系统的规划”（82）。波氏误读罗马的东方政策及其战略意图，对《历史》的结构编排影响深重，突出体现在主要基于如是“心性论”立场连篇累牍于相关史事。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显然未能明晰地正面回答其中的关键问题：究竟是哪些主客观原因或条件逐渐诱发、增强了罗马干预的能量，直至最终掌控了希腊世界？
    不仅如此，西方古典史家笔下频现所谓“命运观”，显然很难完全归咎于书写者史识匮乏、宗教观所致，或从侧面也暴露出“政治化”视角无法完整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兴亡的固有缺陷。特别是当史家身处或描述国族“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宿命意识通常随着叙事展开越发浓烈。如就波氏命运观而论，应当也是希腊世界行将败亡的现实写照--在急剧变革动荡而个人安身立命无所适从的希腊化时代，希腊-近东民族文化混融背景下的希腊命运观、巴比伦占星术与埃及命运神崇拜等相互应和而大行其道，无不预示着基督教未来的胜利（83）。
    另需指出的是，古人论史通常也很难超脱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束缚与制约。突出体现在本案中，波氏似乎有意回避了离世前夕大约30年间的史事--社会斗争风起云涌之际，恰为政治史写作提供了适宜题材且易于原因探究，身为异邦人的他，在小西庇阿等庇护人亡故情势下，岂敢轻易涉猎多事之秋的罗马？诚如波氏含蓄指摘罗马人非分行径时所示，“而在当下，我则不敢冒险就此深入阐述”（84）。毋庸置疑，相关疏漏实乃堪称政治军事史写作典范的《历史》的重大缺憾。凡此种种，某种程度上或许也解释了日后希腊史家们为何更愿从“文明史”的视角来解读罗马崛起及其对希腊世界的现实影响（85）。
    在上述意义上，拙文存在诸多尚待发掘与完善之处。毋庸置疑，研究波氏这样一位西方古典史学史上重量级人物的历史思想难度很大；而《历史》本身的严重散佚，也使得意欲详尽厘清其史观的构建脉络绝非易事。譬如，若就波氏政体论生成背景而言，似乎也暗示不应仅局限于史观层面的认知。须知公元前2世纪前后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学习借鉴亦是硕果累累，以至于波氏作为人质居留罗马期间仿若置身于其所熟知的希腊本土。故此，或可理解他为何要以并且能以希腊城邦体制长期实践过程中孕育的政治学说解读罗马崛起。譬如囿于外语水平所限，不同时代希腊史家关于所谓“命运”的具体指称及其历史语境有着怎样的细微差异，抑或是他们与拉丁史家笔下相关术语表达之间存在怎样的异同。又如文章引证过于烦琐，关于《历史》文本的某些阐述或有过度演绎之嫌；结构编排表明对历史解释四元素的内在关联有所探究，即强调相辅相成而彼此呼应，但关于主次轻重则缺少深度的讨论；对于城邦时代末期、希腊化时代前期代表史家及滥觞阶段罗马民族史学的历史理论缺乏必要的对比研究，而单纯比较希、修等早期希腊史家，并不足以通观性地考论西方史学史观领域的流变动向。更重要的是，波氏博大精深的历史思想，也绝非拙文所能涵盖、辨明。突出体现为其另一核心命题即整体史观，分别在历史观与史学观层面具有怎样的内涵；倘若罗马人是波氏史观中的典范演员，《历史》是否堪称一部悲喜交集的民族传记，等等。囿于篇幅，兹不赘述。
    附记：拙文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值此发表之际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英〕E. H. 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6页；〔美〕彼得·伯克著，王晴佳译：《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②〔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1页。
    ③〔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页。
    ④拙文引述依据W. R. 帕顿（W. R. Paton）波利比乌斯《历史》（Polybius，The Histories）译出，剑桥1922～1927年版“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
    ⑤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34、136页。
    ⑥据笔者所见，晚近相关专题性研究较少且多缺乏通观考论。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易宁：《论波利比乌的“命运”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隋竹丽：《波利比阿〈通史〉中的历史观》，《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易宁：《论波利比乌的“政体循环”说》，《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易宁：《论司马迁和波利比乌的历史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易宁：《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观念》，《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郝彤：《波利比乌斯混合政体理论之局限》，《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欧美学者早期研究主要侧重于波氏“实用主义”、“普世主义”等论题，关于“命运观”等则失之偏颇，参阅沃尔特·席格弗里德：《波利比奥斯历史哲学研究》（Walter Siegfried，Studien sur Geschichtlichen Anschauung des Polybios），莱比锡：特布纳出版社1928年版。关于国外学者的更多其他主要研究成果，下文注释中将有所标明。
    ⑦波氏《历史》中关于希、修等史家的论断屈指可数，并且多为插叙性质而未能在史学层面予以具体展开。有论者甚或据此认为他从未读过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参阅保罗·彼得希：《波利比的史学方法》（Paul Pédech，La Méthode Historique de Polybe），巴黎：美文出版社1964年版，第421页等相关论述。
    ⑧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第212、504、379、518、31、231～234页等相关论载。比较参阅肯尼斯·H. 瓦特斯：《希罗多德论僭主与专制君主：客观性的研究》（Kenneth H. Waters，Herodotos on Tyrants and Despots：A Study in Objectivity），威斯巴登：弗兰茨·施坦纳出版社197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