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6、147、153、351、486、498、508～509、518～519、637、681页等相关论载。比较参阅A. 杰弗里·伍德西德：《修昔底德论权力本相》（A. Geoffrey Woodhead，Thucydides on the Nature of Power），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⑩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93页。
    （11）参阅库尔特·冯·弗里茨：《古代混融政体说：波利比乌斯政治思想论析》（Kurt Von Fritz，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lybius‘ s Political Idea），纽约：艾耶出版公司1954年版；克莱格·B. 查姆比昂：《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文化政治学》（Craige B. Champion，Cultural Politics in Polybius’ s Histories），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部分（Part III：“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12）参阅保罗·彼得希：《波利比的史学方法》，第312～317页及第六章相关论述。
    （13）F. W. 沃尔班克：《波利比乌斯》（F. W. Walbank，Polybius），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156页。
    （1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71页；第1卷，第175页；第3卷，第295～297页。
    （15）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89页。
    （1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95、277页；第1卷，第175页；第3卷，第269页；第6卷，第453页。
    （17）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375～377页；第3卷，第293页；第3卷，第367～369页；第1卷，第175页。参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卷2（“政治较为修明的现世各城邦”）、卷3（“论政体及其类别”）、卷4（“现实政体的类别”）等相关论载。
    （18）切斯特·G. 斯塔尔：《希腊历史意识的觉醒》（Chester G. Starr，The Awakening of the Greek Historical Spirit），纽约：诺弗出版社1968年版，第57～77页。
    （19）阿纳尔多·莫米格里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根基》（Arnaldo Momigliano，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20）W. 登·波尔：《修昔底德论希腊进步》（W. den Boer，Progress in the Greece of Thucydides），阿姆斯特丹：北方荷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55页。
    （21）比较参阅G. W. 特鲁姆弗：《西方思想中的循环史论：从古代至宗教改革》（G. W. Trompf，Idea of Historical Recurrence in Western Thought：From Antiquity to the Reformation），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章（Chapter I：“The Polybian Anacyclosis”）、第二章（Chapter II：“The Polybius and the Elementary Models of Recurrence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等相关论述。
    （22）希罗多德：《历史》，第489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71页。
    （23）比较参阅弗吉尼亚·J. 汉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笔下的历史与进程》（Virginia J. Hunter，Past and Process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彼得·R. 庞西：《战争的必然性：修昔底德悲观主义研究》（Peter R. Pouncey，The Necessities of War：A Study of Thucydides Pessm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2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73页；第2卷，第293页。
    （25）〔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等译：《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3页。
    （26）〔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303、307页。
    （27）希罗多德：《历史》，第484页；参阅第7、36、419、463、472页等相关论载。
    （2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1、62、344、269页；参阅第20、23～71、82、92、170、240、268、493、698、702页等相关论载。
    （29）显然对修氏而言，伯战作为人性悲剧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参阅戴维·格林：《人类狂妄：修昔底德与柏拉图政治哲学研究》（David Grene，Man in His Pride：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ucydides and Plato），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55、64页。另外，关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对修氏作为“心理史学之父”的深重影响，比较参阅克劳斯·魏道尔：《修昔底德与希波克拉底论著》（Klaus Weidauer，Thukydides und die Hippokratischen Schriften），海德堡：卡·文特出版社1954年版；希波克拉底著，赵洪钧等译：《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215页。
    （30）希罗多德：《历史》，第1页；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488～489、169～170、75～76、53～70、125～126、213、234、711页，比较参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4、96～110、138、163、582、617～618、620～623、637～638、710～712页等相关论载。在此意义上，有论者尝试“系统展示当时希腊诸邦间所体现的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参阅彼得·J. 弗里斯：《修昔底德与两极化政治》（Peter J. Fliess，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Bipolarity），巴顿鲁吉：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前言”，第7页。另有论者指出修昔底德通过关注民族内部心理学而将伯战视作一元化希腊世界同室操戈的病理性“瘀滞”，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参阅乔纳森·J. 普利斯：《修昔底德与内战》（Jonathan J. Price，Thucydides and Internal War），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第74页。
    （32）（33）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369～371、397～399页。
    （3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五中以“一般的心理状态”、“革命者的企图”、“事变发生的动机”及11种事例为中心，阐述政体变更的“一般原因”；论及“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各别原因”，指出雅典等共和政体“常常积渐而归败坏”，“一切政体”皆有可能因内忧外患而倾覆。
    （35）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7页。
    （36）（37）（3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2卷，第21、15～19、25页。
    （39）有论者探究了波氏有关大人物心理动机的分析，如腓力五世之子珀尔修斯的负面形象更多是因描绘其消极性格的影响而非源于偏见所致。参阅保罗·彼得希：《波利比的史学方法》，第四章相关论述。
    （40）（41）（43）波利比乌斯：《历史》，第4卷，第51～53、53～55、103页。
    （4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1页。
    （4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393页。
    （45）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465页。
    （46）A. E. 瓦德曼：《希腊史学中的神话》（A. E. Wardman，“Myth in Greek Historiography”），《历史学：古代史学刊》（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第9卷，第4期，1960年，第403页；比较参阅切斯特·G. 斯塔尔：《希腊历史意识的觉醒》，第80页相关论述。
    （47）希罗多德：《历史》，第412、470～471页，参阅第582页等相关论载。学界因希氏鼓吹天命神意而认为其在希腊史家中属于异数，参阅查尔斯·威廉·弗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学的实相》（Charles William Fornara，The Nature of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抑或体现了虔诚宗教信仰而并无实质性的史观内涵，参阅T. J. 卢斯：《希腊历史学家》（T. J. Luce，The Greek Historians），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页；更有论者认为希罗多德“宗教化的情愫与阐释，必须要与整体上其对人类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的理性立场区别开来”，参阅本雅明·希姆莱：《希罗多德笔下的政治与信仰》（Binyamin Shimron，Politics and Belief in Herodotus），斯图加特：弗兰茨·斯坦纳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在我们看来，上述论断显然严重低估了宗教信仰在希氏史观中的地位--必须强调“波斯战争的宗教背景”，参阅琼·D. 米卡尔森：《希罗多德与波斯战争中的宗教信仰》（Jon. D. Mikalson，Herodotus and Religion in the Persian Wars），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比较参阅托马斯·哈里森：《神意与历史：希罗多德的宗教信仰》（Thomas Harrison，Divinity and History：The Religion of Herodotu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7、130页。
    （4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21页，参阅第26、63、68、111、125、135、141、156、273～274、284、295、311、334、342～344、424、441、600、618、653、719页等相关论载。另有论者认为修氏未将命运视作客观的历史力量，而是“出人意料性的力量”--即承认它在历史中的一席之地，但将其从“原因探究”中摒除，参阅罗威尔·埃德蒙兹：《修昔底德笔下的时运与智能》（Lowell Edmunds，Chance and Intelligence in Thucydides），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页。
    （50）波利比乌斯：《历史》第2卷，第139～141页；第4卷，第551页。
    （51）参阅F. W. 沃尔班克：《波利比乌斯》，第32～65页（Chapter 2：“Historical Traditions”），保罗·彼得希：《波利比〈历史〉：卷一》（Paul Pédech，Polybe Histories（Livre I）），巴黎：美文出版社1969年版，“前言”，第24页；抑或认为他因人事大多失当而强调神意决定历史，参阅沃尔特·席格弗里德：《波利比奥斯历史哲学研究》，第88页相关论述。
    （52）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383～387页。
    （53）比较参阅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83～387页以“马其顿战争”为中心探究人事与天命等论载。
    （54）（59）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9～11、3页。
    （55）（5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271、449页。
    （57）（5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2卷，第3～5、13页。
    （60）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329页。
    （61）波利比乌斯：《历史》，第2卷，第71～73页。
    （62）查尔斯·威廉·弗纳拉：《古希腊、罗马时代历史学的实相》，第105页；参阅J. 寇博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论战争》（J. Cobet，“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on War”），载I. S. 摩西昂、J. D. 施玛特、A. J. 伍德曼合编：《过去的观念：希腊、罗马历史写作研究》（I. S. Moxon，J. D. Smart，and A. J. Woodman，eds. ，Past Perspectives：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ical Writing），马萨诸塞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相关论述。
    （6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68、633、160、632、270页；希罗多德：《历史》，第45、473页。有论者强调希、修等人撰史“首要意在载录成功事迹”，参阅戈登·S. 施林普顿：《古希腊时代中的历史与记忆》（Gordon S. Shrimpton，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蒙特利尔：皇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而在我们看来，他们更多着意于通过双方失误及天灾人祸等题材阐发重大战事的政治伦理意蕴。如希氏在“悲剧模式”上开创了“一种整体的、具有因果关系的、教谕性的历史叙事”，弗莱明·A. J. 尼尔森：《历史中的悲剧：希罗多德与申命记范式的史记》（Flemming A. J. Nielsen，The Tragedy in History：Herodotus and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舍菲尔德：舍菲尔德学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61～162页；比较参阅苏珊·O. 夏彼罗：《品味苦难：希罗多德笔下的人类智慧》（Susan O. Shapiro，“Learning through Suffering：Human Wisdom in Herodotus”），载《古典学刊》（The Classical Journal），第89卷，第4期，1994年4-5月号，第349～355页。关于修昔底德笔下战争、堕落、衰变等历史论题的道德内涵，参阅克利福德·奥温：《修昔底德的人道》（Clifford Orwin，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4）弗朗西斯·鲍威尔：《鉴往：四世纪散文中历史的教谕功用》（Frances Pownall，Lessons from the Past：The Moral Use of History in Fourth-Century Prose），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该书主要是以色诺芬等古典晚期史家为例展开讨论。
    （65）整体而言，波氏撰史的道德内涵长期遭到轻忽。事实上，《历史》叙事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且与其“实用主义”意旨内在一致。F. W. 沃尔班克对此有所阐发（如历史经验教训的“道德内涵”、“徘徊挣扎于权宜与道德之间”等），参阅《波利比乌斯》，第58、84页等相关论述。
    （6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33～35页。
    （67）（6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393、395～397页。
    （69）（70）波利比乌斯：《历史》，第4卷，第165、553页。
    （71）有论者强烈反对F. W. 沃尔班克等人的观点（即波氏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和“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之信奉者），相反，波氏继承了“荷马式的处世态度”（即强调“荣耀、崇高与责任”等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参阅阿瑟·M. 埃克斯坦：《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道德立场》（Arthur M. Eckstein，Moral Vision in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4～55页等相关论述。但依笔者愚见，轻忽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显然弱化了论题的实际深意。
    （72）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13页。
    （73）波利比乌斯：《历史》，第5卷，第163页。
    （74）F. W. 沃尔班克以《历史》卷31～39为例指出波氏罗马观至此经历了显著变化。但本质上表明了其史观的矛盾性--须知前半部分历史叙事竭力强调罗马堪称“完美无缺”的奇迹般崛起。在此意义上，《历史》存有前后抵牾的两大部分，波氏自身无法调和、掩饰如此庞杂的体系与内容，参阅《波利比乌斯》，第六章（“Polybius and Rome”）相关论述（第157～183页）。有论者指出《历史》最后10卷叙事明显变得模棱两可（较之前文旗帜鲜明的论述），参阅克莱格·B. 查姆比昂：《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文化政治学》，第198～199页。另有论者通过探究《历史》卷30～39的创作时间与环境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其与前面30卷“甚不协调”，参阅米切尔·查恩特：《调适-抵制-融合：波利比乌斯与罗马政治》（Michael Zahrnt，“Anpassung-Widerstand-Integration：Polybius und die Rmische Politik”），载N.埃尔哈特、L. -M. 君特尔合编：《抵制-调适-融合：希腊国族世界与罗马》（N. Ehrhardt，L. -M. Günther，eds. ，Widerstand-Anpassung-Integration；Die griechische Staatenwelt und Rom），威斯巴登：弗兰茨·施坦纳出版社2002年版，第77～102、85页相关论述。依笔者愚见，上述论断显然不同程度上忽略了波氏史观变动及随之而来的复杂性。
    （75）F. W. 沃尔班克指出，波氏史论“颇有老生常谈的说教意味”（即强调功成名就的强权者务须中庸节制），参阅《波利比乌斯》，第62、178～183页。但笔者愚见以为，波氏史观绝非就此裹足不前，诚如本段正文所示：道德史观作为前述命题的升华性完善并不意指其史观的圆满完结，相反，悲观宿命意识不仅充溢于《历史》最后10卷，很大程度上更是他晚年尴尬心境的主色调（关于波氏悲观的人性论，参阅阿瑟·M. 埃克斯坦：《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道德立场》，第八章相关论述）。
    （7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5～7页。
    （77）（7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77～79、439页。
    （79）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437、453页。
    （80）有论者考察了西方“政治史之父”修昔底德的历史视野及观念的局限性等，比较参阅格里高利·柯雷恩：《修昔底德与淳朴往昔：政治写实主义的局限》（Gregory Crane，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1）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9页。
    （82）埃利希·S. 戈鲁恩：《希腊化世界与罗马崛起》（Erich S. Gruen，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83）若将考论视野下延，我们注意到罗马史学史上的类似意趣：一方面，长期盛行分别对应罗马繁盛与衰败的两种“天命观”；另一方面“3世纪危机”背景下随着基督教的蓬勃发展，相关论说越加系统而提升至宗教学研究的高度，“神意史观”甚或成为传统俗世史写作重要的读史视角。比较参阅J. P. 戴维斯：《罗马宗教史：李维、塔西佗与阿米安笔下的神灵》（J. P. Davies，Rome‘ s Religious History：Livy，Tacitus and Ammianus on Their God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5卷，第163页。
    （85）关于罗马崛起、希腊世界衰落背景下希腊史学的所谓“文化史”转向，可参阅P. 卡特勒吉、P. 加恩熙、E. 戈鲁恩合编：《希腊文化的构建：文化、历史与史学领域的探究》（P. Cartledge，P. Garnsey，and E. Gruen eds. ，Hellenistic Constructs：Essays in Culture，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