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材料至少表明两点：一是通过界定历史活动中“肇始与原因或意图”的内涵及作用，波氏的理论认知显然技高一筹；二是在承袭早期史家探究抽象心性的同时，他也开始关注重大史事中的“大人物”，甚或明确将个人意图视作直接动因。即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变化是诸多元素综合作用的必然产物，突出体现在如罗马成功扩张；另一方面细节性论述特定具体事务过程中却又往往以当事人为中心展开叙事。而且我们注意到波氏论述克列奥门尼、叙利亚等其他重大战事，同样津津乐道于当事方具体性情。典型实例是通过大量剖析个人心性，强调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源于公元前188年后马其顿王腓力五世执意图谋复仇雪耻等。鉴于这从侧面折射了古希腊史观领域更深层次的流变动向，我们有必要略加展开说明。
    考虑到古希腊社会政治环境的历史剧变--公民政治理想破灭且君主专制统治大行其道背景下少数军政强人的现实影响日益凸现，波利比乌斯史学在承袭政治军事史叙事主题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彰显重大史事中的主要人物而兼有浓厚的“人物史”意向。突出表现在，《历史》标题表明许多卷章细节论载具体事务往往是以“大人物”为中心展开叙事。典型实例如以希腊化王国首脑为中心论载第124届奥林匹克纪年期间东地中海事务，并将其驾崩视作全书“前言”与正文区分的标志性事件；以斯巴达王克列奥门尼为中心论载“当时马其顿和希腊事务情况”，“腓力王与希腊主要领导人自此停战求和”则引致“希腊、意大利与非洲事务首度生发关联”，卷5通篇关注希腊化王国内忧外患情势下当权者处置失当及其分崩离析，主角是腓力五世、安条克三世与托勒密四世等人；“希洛凭赖个人能力辖制并统一了叙拉古”，以叙拉古僭主希罗尼穆斯为中心论载西西里事务，包括希洛、盖洛等其他大人物；以腓力五世与汉尼拔订约为中心论载当时希腊事务，以腓力五世为中心论载梅塞尼事务；以安条克和“阿迦托克勒斯的抱负与命运”为中心分别论载亚洲、埃及事务，等等（39）。
    波利比乌斯史学“人物史”意向的深层体现是以个性为中心论载人物。典型实例如“鉴于其心性品质的独特性”，当以亚拉图斯为中心透视阿卡亚联盟兴亡史；卷9以汉尼拔为中心论载意大利事务，首先声言“事情进展吁求我们关注汉尼拔的心性”；卷10以西庇阿为中心论载西班牙事务，首先声言“我认为须要先向读者阐明其性格、禀赋”；卷10以阿卡亚联盟领袖斐洛波门为中心论载希腊事务，首先声言“现在责无旁贷要为之做同样的事情，正如在其他卓越人士个案中我曾尝试概略他们的修习与性格”；卷11同样主要是以大人物命名史事，且以之心性为中心展开叙事；卷15以塞琉古王安条克为中心论载亚洲事务，首先指明当事人心性，等等。对波氏来说，鉴于“大人物”的历史作用越发凸显，史家理当着意于剖析其心绪并由此深入理解事件本身--“我的分内工作”。尽管同时也关涉某一民族或阶层的心性动机，如埃托利亚人、阿卡狄亚人、罗德斯人、特别是连篇累牍于元老院与罗马人、迦太基人等。此外，《历史》中其他的相关论断则值得进一步关注。兹摘两例，以资说明：
    有人说人性通过境遇得以彰显，或是当权而暴露、掩饰，或是通过挫折。但我对此难以苟同。我以为并非仅仅某些而是多数情形下人们言行举止与其真实念想南辕北辙（40）。
    反观许多先前的实例，将展现于此。如西西里僭主阿迦托克勒斯……又如斯巴达王克列奥门尼……现在我们无法假定性格迥异地存于同一类型。事实毋宁是有些王者随环境改变心性并总向他人呈现与其本质相左的性格……不仅涉及将军、君王也还关乎城邦。在雅典我们至少发现亚里斯提德与伯利克里统治时代，国家很少引发暴行……但克里昂、查尔斯统治时代截然相反；拉凯戴蒙人称霸希腊时克列奥姆波洛图斯王所为皆在睦邻友好氛围中展开，但阿格西劳斯王却全然相反；故此，城邦性格随当权者性格而改变。腓力亦然……（41）
    显见正是基于对“大人物”心性的深度关注，波氏探究人性变化升至一定的理论高度。早期史家仅是零星地泛泛而论，如“人们的心理状态是随着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变化的”（42）等。抑或可以说，与修昔底德等人抽象的人性论相比，波氏的心性论似乎更为写实化与具象化。
    大人物通过心性动机主宰史事乃至左右国族心性变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波氏的英雄史观内涵。如早期阿卡亚联盟领袖亚拉图斯具有成为一名杰出政治家的所有素养且绝不逊于任何人，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父子将马其顿从蕞尔蛮邦跃居举世最辉煌的王国而享有“盖世英名”等。典型实例是罗马统一世界的绝对主角西庇阿，“事实上他几乎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人物，引得世人急欲了解他是怎样的人”（43）。讲言之：
    我们理当遵循的价值信条和历史的特定功用。吾意是指大力弘扬值得瞩目的光辉事迹……史家更青睐吁请读者关注什么……最伟大的行迹以及最值得史家瞩目的人物（44）。
    论载英豪们“最出色禀赋与最值得尊崇之处”故此成为撰史的突出内容，这在早期史家看来简直无法想象，战争史中竟无英雄用武之地！而且有一点似乎也可以肯定，即强调历史变革中的个人心志很大程度上乃是对政体说的某种扬弃。事实上，较之希罗多德等人的故事讲说，波氏基于史观的高度论载历史人物相对严谨翔实。当然完全吻合当事人性格特点绝非易事，“因现实中条件、环境繁复多样而千变万化”（45），其中有些论载显然是源于波氏本人的逻辑推理而非客观史实。
    三 命运观：历史叙事深进过程中神秘力量逐渐凸显
    毋庸置疑，天命观历来是西方古典史家历史观复杂多样性极为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人尽管较早地认识到社会历史变革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引起且人类为其行为负责，但囿于实践能力与认识水平等主客观局限，诸如政体说、心性论等单纯人事性的因果探究显然无法合理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如此则为“机缘”、“命运”等神秘性因素乘虚而入提供了可能。诚如斯言，“神话与神话性的人事之重要性，是希腊历史编纂史上凸显的重要论题之一”（46）。如希罗多德笔下充溢大量神谕灵验、梦境成真等朕兆性异事，典型实例是《历史》论载希波战争时对过程本身轻描淡写，反而浓墨重彩于战前、战后的一系列的征兆、神谶等。兹摘两例，以资说明：
    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遇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征兆的。
    不容许过分高大的东西存在，这乃是上天的意旨。因此，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却会毁在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的手里……神除了他自己之外，是不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47）。
    上述材料或有助于解释希氏史观中两大悬疑问题，即为何并未侧重交战双方政体优劣且很少在事功层面深入论载单体个人。继起的修昔底德专注于人事，强调“战争的胜利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的资源”。虽则如此，素以“理性”著称的他竟也坦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过去有许多奇怪的古老故事……现在都变为可信了。例如，广大地区受到猛烈地震的影响；日蚀和月蚀比过去从来所记载的都频繁些；在全希腊各地区有广泛的旱灾（48）。
    材料表明，修氏对“神意”等尽管是以质疑为主--“当事物的发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时候，我们常常归咎于我们的命运”，但却似乎无意抑或根本无力将之彻底摒除。事实上，全书载论惨烈人祸，总是频繁插叙诸如此类的灵异事物，能否暗示其与希氏史观的某种一致（49）？
    作为修昔底德严肃撰史传统的铁杆拥趸，军政经验丰富的波利比乌斯似乎也不大可能为之留有太多余地，声言史家理当“引领读者关注世上正常或普遍发生之事”，而非报道奇异朕兆与神话传说，或“将一切归于命运，强调她的变幻无常与人类规避的无能为力”（50）。但实际上，其论较之前辈更为复杂。对此，传统观点通常认为：波氏未在哲学或语言学层面明确界定“命运”内涵，多是袭用希腊化时代习惯性话语程式--崇拜并强调命运女神喜怒无常且超越人力掌控；仅将极少数难以解释的偶发事端归于“命运”使然，抑或作为修辞学术语泛指历史变化的必然性。换言之，波氏并未将之视作历史解释的重要元素（51）。如若通观并结合《历史》所论的具体语境，问题或许非是如此简单。譬如下列表述：
    波利比乌斯声称因发现有人把公私事务归于命运、机缘的荒谬，现就此阐述立场，只要一部严肃史著允许。对于个人而言确实无法或很难理解事件原因，通过将其定为一种神祇或机缘之举我们或可理直气壮地得以摆脱困境，吾意是指譬如连绵不绝的特大雨雪、农作物因严重的洪涝灾害而歉收、突如其来的持续性瘟疫，抑或其他不易探明原因的同类事情。关于此类物事我们顺理成章地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既然我们不能探明它们何以发生……至于有可能揭示实际、主导缘由之事，我以为不应归于神意行为。譬如下列情形。我们时代希腊臣服蛮族……灾患原因显而易见，并且出路在我们自己手中……但无法或很难探知缘由情况下，问题则悬而未决。此类情形之一是马其顿问题。马其顿人……承蒙罗马眷顾摆脱严重的内乱相残……伪腓力们瞬间目睹了更多同胞被流放、折磨和杀戮……现在却为一可恶的家伙而战……挫败了罗马人。世人岂能不为之困惑？很难探明原因。是故论及同类现象，我们完全或可认为此乃神意所为，所有马其顿人激怒神灵，诚如随后事件所示（52）。
    材料表明，波氏在明确区分命运与人事的前提下，竟将本来毫无费解之处的人事肇因归于命运（53）。若推而广之，我们注意到，《历史》通篇大量关涉神意且总是将其与人力两种元素并置而论。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神秘因素在波氏的历史解释中实则据有一席之地乃至“不可或缺”？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之归为两大类型。其一，关于个人的成败得失。波利比乌斯强调个人功业基于“聪慧与勤勉”，而非“承蒙命运眷顾”或“遵照托梦、朕兆指示”；军事胜利也非“凭赖机缘”，“失败多因指挥官犯错或失职所致”。而另一方面，许多大人物“挫伤了敌人却败于命运”。其二，关于国族的兴衰沉浮，即为波氏结合《历史》最大主题表明其重人事与理性探究的观点。典型实例是通过查究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波氏强调罗马崛起于“艰巨事业中的千锤百炼”而非“机缘巧合和无意之举”。虽则如此，《历史》却也并不避讳“神意”的在场。不仅仅是在具体战事层面，罗马统一世界本身更是集中体现了波氏史观中的复杂纠结：
    我的著作的独特之处，即是当下时代最引人瞩目之处。命运引领世上几乎所有事务……殊途同归；史家……将她实现整体目标的行动事迹展现在读者面前……尽管她曾创作新生事物并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在单一实例中不曾完成这般杰作且成绩骄人（54）。
    尽管波氏曾经反复强调罗马崛起实为理性计划的必然结果--正式发端于公元前241年乃至前387年间的侵略扩张中既已初露端倪，但上述所论表明《历史》阐释命运互相抵牾绝非是指它在其史观整体中无足轻重，而是寓意单纯人事性探究远不足以合理解释历史现象。与此息息相关而内在一致，更典型的实例则是阐释罗马崛起过程中备受推崇的政体说：
    我未能看到发生于我们所在时代罗马命运机缘中其他任何更大的巨变（55）。
    命运通过何种方式、政体形制完成我们时代最出人意料的功业，即引致世界所有已知区域归于一统，绝对史无前例的一项事业……他们成就的伟大和政体的实效（56）。
    鉴于“混融政体”循环性成长机理亦非单纯人力所能掌控，论及罗马成功显见含有浓厚的神秘意识：即在具体事务层面强调是纯粹理性的人力因素，整体而言又是命运的伟大杰作。而波氏论载希腊世界的盛衰，逻辑进路是如此。一方面强调全希腊及其属地总是厄运绵延，因为他们背信弃义、卑怯懦弱而致大祸临头；另一方面，声言希波战争胜利基于雅典等邦“果敢举措”的同时，则强调随后伯战中雅典惨败是因斯巴达“错误”地强制命运握在他们之手；底比斯取代斯巴达、马其顿取代底比斯，充分演绎了希腊诸邦总是崛起伟大而复又命运逆变。而且这也解释了雅典与底比斯政体因何“无需宏篇大论”，概因机缘与环境使之光环转瞬即逝，他们遭受了“命运逆转”。而后希腊化诸国王位更变同样“是命运声称重建世界”，仅在小亚、埃及“命运并未过于兴风作浪”，直至最终马其顿等族遭遇不幸！
    在上述意义上，关于波利比乌斯“命运论”我们至少需要明确两点。一方面，它深刻折射了《历史》叙事中波氏史观构建的递嬗脉络：起初致力于寻求人事性因果关联，但随着史事深进而开始关注命运的力量。鉴于此，很大程度上这也解释了其间看似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关涉罗马全盛时代的前半部分理性元素胜出，神秘力量则在余后凸显！诚如其开篇所言：
    我所论及的主题，即已知人类世界如何、何时以及因何臣服于罗马统治，应当被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它具有清晰可辨的肇始、确切不移的过程与无可置疑的结局……其中囊括的特定史事始于前述战争，高潮终于马其顿王国覆亡。起始间隙53载（57）。
    关于后半部分历史，由于事件的重要性与出人意料性，尤其是我不仅耳闻目睹了绝大部分，且亲身参与甚或直接演绎了部分内容，我不由自主地提起笔来仿若构撰一部新作（58）。
    另一方面，它的认识论基础同样源于对历史现实的深入反思：不仅削弱了政体论、心性说的理性能量，有时甚或升为较高层次的制导元素。倘如是，其他许多相关论断也许更值得深思：
    让我们铭记对于政治生活实践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是研究历史，让我们铭记学会勇敢承受命运无常变迁最实效的唯一路径是回忆他人不幸……我选作论题的事件的出人意料性，足以引起新奇并激励人们精读我的系统史著（59）。
    我认为向后世报道并记录诸如此类的命运插曲乃是历史的正当职能（60）。
    至少这世上无人敢就其个人抑或国家命运自诩--即使眼前万事顺遂，常人没有谁能从其现状中获取未来他将飞黄腾达的任何可靠自信--我据此笃信诸如此类的知识不仅有益，且在终极层面不可或缺……许多情况下真理更是扑朔迷离（61）。
    材料表明，在波氏看来，神秘元素作为深刻影响历史人事荣辱沉浮的特殊力量，理应成为历史写作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趋利避害的意义上有助史学功能的圆满实现。而且，这似乎也暗示《历史》当初即对单纯人力探究缺乏足够信心。事实上，随着“道德史观”意向逐渐显明，预示着它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读史视角，且能通过与其他元素并论孕育更深层次的历史意识。
    四 道德史观：历史解释双重理路中的隐含主线
    行文至此，亟须回答的问题是：古希腊史观的主导思想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深度制约了史学目的？一言以蔽之，即在政治伦理视域下强调道德对历史的深重影响。有学者强调西方古典史学“较早地赋予了更高的目的，特别是用以推进道德伦理与爱国主义”，可谓一语中的。而且这从根本上解释了耐人寻味的一种现象，即古希腊史家为何普遍以重大战事为核心题材（62）。如在修昔底德那里，战争堪称最紧张而特殊的政治形态（“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就致使“一切都毁灭了”的伯战而言，它涤荡道德的能量前所未有。典型实例是雅典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特别是力主停战议和的尼西阿斯兵败惨死：“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他是最不应该遭到这么悲惨的结局的，因为他是终身致力于道德的研究和实践的。”总之，“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堕落了”。鉴于此，希罗多德探明战争原因本身显然是对其野蛮残酷性极具政治伦理意味的强力批判：“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更重要的是，揭橥政治事务伦理内涵进而成为撰史目的。如希氏通过强调神意作为始终在场的惩戒性力量，神谕言曰，“在短期间你虽然变得强大，可是很快地你就又会衰微下去了”，奉劝世人行事虔敬节制而施行公义（63）。而他热衷比较希腊、西亚、北非诸族文化心理是非优劣等，正是意在表彰并希冀继续维系希腊城邦体制下的公民美德。
    继希、修氏以后，希腊史学着意于“清晰展现道德垂范并使之成为撰史的首要焦点”（64）。波利比乌斯亦不例外，突出体现在强调另有“深意”制约罗马兴亡。实际上，着笔之初很大程度上他已意识到人类历史变革中的道德力量（65）。不妨摘引政体、心性与天命论中的数例，以资说明：
    既然不易准确叙述旷日持久的任何战事，抑或展现双方大规模的广泛筹备、连续活动、争斗以及命运剧变的任何战事。其间两个国家道德尚未沦丧，机缘中庸节制，力量旗鼓相当……能够形成一种关于各国禀赋的更好评判（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