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西汉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汉左冯翊夏阳人。生年不详，卒于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享年约50余岁。司马谈在历史上的贡献，可以概述为三个方面：（1）撰著《论六家要旨》，总结了先秦以至汉初学术；（2）提出编写《史记》，并为此积累了资料及撰就了部分篇卷；（3）对司马迁的成长进行了有意识的严格培养和思想上的重要教育。
    《论六家要旨》的撰著
    自从春秋末叶孔子创设儒学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至战国各种学术思潮相继兴起，出现了诸子百家相互争鸣的局面，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社会历史大一统的出现。至于秦汉，各种学术又以其不同的政治功能，在相互吸收，趋向融合的倾向中不断变化，依据现实的需要，分别情况，继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汉武帝时代，极力巩固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此，总结各家政治学术的特征，分析其功用并给以认真评价，无疑能够对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政治问题给以强有力的理论说明，并可给予当代及其后的当政者提供统治经验的重要借鉴，亦有利于促进学术思考的继续深化。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司马谈所作的《论六家要旨》应运而生，为我国历史上政治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国历史上，就政治学术思想进行总结，早在战国晚期就开始了。首先是《庄子·天下》和《荀子》的《非十二子》、《天论》、《解蔽》各篇，其次是《韩非子·显学》、《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以至于《淮南子·要略》等，均分别就他们所认识的学术流派进行了分类和评论。然而，它们的共同特点，正如梁启超所说，是“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8册）而且“庄荀论列诸子，皆就各家施以评隲，而家数不附专名”，（《〈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8册）这就是说，《庄子》、《荀子》，只是将在他们看来学术观点有些相同的几个人归在一起就算作一派，但并没有形成“家”的概念和概括出这些学派的主要学术特征。因此，由于看法的不同，同一个人它们分别为之归类也常常不同，这反映出在司马谈以前还没有出现比较确切稳定的能够统一人们认识的学术思想分类的整体概念。“其{K1C504.JPG}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隲，自司马谈始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8册）而这一点正是司马谈超越前人之处的创造性的贡献。司马谈能够从学术思想性质的高度，“始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名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8册）来综合表达各种学术派别，表明了他深邃的历史观察和判断分析能力。战国以来的各种学术思想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的，不能深入把握各种学术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很难廓清它们之间的界限的，这是《庄子》、《荀子》等以人物分类之所以常常加以混淆的原因。其次，从春秋末年经战国以来至汉初，各派学术在历史上的隐显及其盛衰消长都很不一样，要在一个长时间里，依据它们的特点及实际的政治作用把握它们的存在，并分析出他们的基本学术倾向，且用一两个字以名家，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儒、墨，在战国时虽为“显学”，但亦无儒家、墨家之称，且至汉代，孔孟之儒已有很大变化，“墨”作为一个学派实际已不存在；所谓“名”，原系对“实”而言，名实之学是各家进行辩论时都常运用的，作为一家，什么才是它的根本特征？如何把握这一派的特征而判为一家；阴阳为邹衍所创，盛于战国中期，其后即以衰竭，历史上学派势力也不大，故《庄子》、《荀子》的学术分类都没有提到它，《要旨》却突出地将它专为第一家。所以，经过司马谈的认真辨析，“六家”的提出，实发前人所未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以为后代所承奉和利用。梁启超评议说：“此六家者，实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谈之提絜，洵能知类而举要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8册）是说得非常恰当的。在《论六家要旨》（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在总的方面，司马谈始终把握着各个学派的政治性质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这个关节，指出它们各家的最后目的都是归结为服务政治，所不同的只是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别，以此司马谈分别指出了它们的“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不察”等的作用，但是也一一指出了它们的不足。司马谈的评论，既不是一种纯学术的空泛议论，更不是学派人物性格脾气行为特征的评头品足，他的立足于政治的思想，比较《庄子》、《荀子》等，同样表现了他超越前人的进步之处。《要旨》有关于各家优劣短长的较为具体的评论说明，也是符合各家实际的，除道家外，反映出他对其余各家的看法并无偏颇，表现了他对历史观察的求实态度，和对政治事态希望作出理论说明的企图。如他认为“法家”的特点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其结果实现在政治上，“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以致总结法家的弊病是“严而少恩”，这在思想上实际是认为应该刑德并用，缺一不可，假若只一味任用刑罚，将不能使政权维持长治久安。这可看作是使法治走向极端以导致秦朝短祚而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及其在学术思想上的概括说明，因之具有极积的意义。又如说对阴阳家所宣扬的教令，一定说会“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那是“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这种批评，就是对历史和现实中阴阳五行学说诬妄说教的轻蔑否定，而对阴阳家有关天文历法一类的知识内容作了充分肯定，于科学与迷信态度分明。司马谈对各家学派优劣的评判，兼具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正是他贡献的重要学术成就。司马谈对六家短长的评论，间亦有不够准确之处，亦如评论法家“弗能改”的根本点是“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踰越”，比较《汉书·艺文志》，反不如班固“信赏必罚，以辅礼制”的评述更为确切。当然，这种不足之处在整个评论中只占非常次要的地位，不足以损害《要旨》的整体价值。
    一方面，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司道论于黄子”，他受过道家学术的教育和重要影响；又一方面，从战国以至汉初，总的学术发展的倾向是走向融合，道家在从老庄道家变化为黄老道家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其他各家学说的某些内容；加之汉初实行黄老政治，取得了“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物资丰富，天下安定的重要成就。道家本身因应无为的特点，司马谈的学术倾向，以及现实政治的美好图景，促使司马谈在《要旨》中于评论其他五家的优劣短长之外，唯独全面肯定道家，而且他所总结的“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以及“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等等，正是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对道家学术性质，及其兼采众家，融为一家特征的恰当而全面的总结。与此同时，司马谈还特别突出了道家与儒家的对比。司马谈是在“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的情况下来撰著《要旨》的，而《要旨》的撰述正是处在汉初由黄老之治向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阶段变化的转折时期，故此司马谈所肯定道家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正是对儒家“主劳而臣逸”的鲜明批评。司马谈特别提出的“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的主张，以及“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实际是通过讥刺时主缘饰儒术与醉心神仙，寓意于对现实政治转变中多所作为的忠实警告，体现出当时社会矛盾的时代特色。另外司马谈之所以肯定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除说明道家兼有各家之长，可以避诸家之短以外，还表现了“司马谈要吸收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之言的企图，至少可以说是潜意识的企图”（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集六家而成一家， 恐怕应该说正是司马谈撰著《要旨》的最终目的，故此在融合诸家之所长这种汉初思想发展总趋势的推动下，由于对六家政治学术的总结，诱发出司马父子撰述《史记》而成一家言的理想和雄心。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史记》的撰就，正是司马谈著述《论六家要旨》意图的最后结晶。
    同时，《论六家要旨》所表现的思想，正是司马谈、迁父子用以著述《史记》的基本的理论指导。历代评论家有所谓司马谈、迁父子学术思想的“异尚论”，其实就最根本的主导思想来说，司马谈、迁都是崇尚黄老道家的，因此，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评论《史记》时所说“论学术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话应该看作是公允的，是符合实际的。当然，司马谈、迁父子的学术思想也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司马谈是完全尊奉道家的话，那么司马迁则是在一些具体的施政措施的评论上，也常常采用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应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迁以道家思想为主，兼容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比较他父亲司马谈完全尊奉道家要更全面、更能恰当地评论历史事件人物和表现当朝的时代特征的。即使这样，司马迁所肯定的儒家和法家，在理论认识方面也大体上还在《论六家要旨》的评论范围之内，其基本精神并没有很大地超出《要旨》的规范，这是为什么在《太史公自序》中要全文叙录《论六家要旨》的原因及其意义所在。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最终完成和建立了巩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实施“内法外儒”政策的最后二十余年的状况司马谈没有看到，而司马迁生活的时间则是基本上与汉武帝相始终的，因此，司马迁能够更好地就这样一个巨大变化的时代进行观察和思索，由于他的“实录”精神，他必然地要肯定这一时代由以取得伟大成就的儒家和法家思想，由此对整个历史进行反思，并力求作出公正的评价时，他就不能仅仅尊奉道家，这就显出了司马迁与其父司马谈的思想区别，当是可以为人们所理解。
    《论六家要旨》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奠定了此后学术评论和分类的基础。其后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都因袭了司马谈的说法，并在六家之外又增益了纵横、杂、农、小说而引申为十家，除去其中的小说家则又称之为九流。但刘歆、班固的增益，若以中国最古的图书目录分类来看待，是有其真实价值的，“若绳以学术上分类之轨则，则殊觉不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学》，《饮冰室集·专集》第18册），“其批评各家长短得失，率多浮光掠影语，远不如司马谈之有断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8册）。梁启超的评论，更可见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