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法国年鉴学派在欧洲占有重要位置。而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作为年鉴派极为重视的研究领域，经过几代学者的耕耘，到目前已经成为法国新史学家活动的主要内容。文章在深入阐述了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兴起过程之后，集中分析了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学科的研究取向，指出：以长时段为研究对象，借助表象符号系统进行迂回研究；从差异性中认识文化的独特性；跨学科研究等等是年鉴派对当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重要贡献。
    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是年鉴派最早耕耘、极为重视的领域。布洛克、费弗尔和布罗代尔等两代史学家辛勤开拓，为这两个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及至第三代，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在研究理论、方法、手段、对象甚至史学家队伍等方面，都日渐融合。两者不仅成为以年鉴派第三代为代表的法国新史学家学术活动的中心，而且也是某些人分析历史运动层次和进行历史解释的决定因素。本文拟对此做以评述。
    一、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兴起
    “心态”一词与人类学演变至今，都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据勒高夫考证，法语的“心态”借自英语；英语的“心态”一词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学，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然而，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而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被广泛应用起来。在《风俗论》一书中，伏尔泰使用的英语“心理”一词的含义已有所引伸了。启蒙运动以后，法语“心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本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法语“心态”一词的含义更贴近于年鉴派的用法。因为在文化人类学那里，“心态”用以表示“原始时期”人们的心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现象。①
    与“心态”一词相比，人类学的历史似乎更为悠久。据英国人类学家A·C·哈顿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古希腊学者就已使用过“人类学”，这一名词。②不过，在19世纪以前，西方的人类学与历史学是彼此不分的。“史学之父”希洛多德的《历史》，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专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人类学作品。“为了不使时间消蚀掉人的劳作”，他漫游世界各地，实地考察人种民俗，记寻历史遗迹，遍收天下放失旧闻。他以调查为主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学的。无怪乎他的《历史》一书的“历史”二字的希腊文是复数，本意为“调查”。有些西方学者因此把它看作世界上第一部文化史，称希洛多德为“人类学之父”③从希洛多德把研究日常生活作为勾划文明演进的着眼点以来，研究日常生活便成为西方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遗憾的是，截止启蒙运动以前，希洛多德所开创的宽广博大的人类学或文化史式的历史写作模式，一直湮没不彰；修昔底德所代表的广义政治史则成为西方史学的正宗范型。直到18世纪，伏尔泰等人力倡“文化史观”，才重新提出“回到希洛多德去”的口号。他干1756年出版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一书，应该说是一部人类学专著，旨在阐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的原始野蛮状态走向现代文明的”。④他是西方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历史学家。在这部鸿篇巨著中，他叙述了欧洲及东方的文化和礼俗，力图描绘出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貌。为此，伏尔泰不仅赢得了“近代史学之父”、“文化史之父”的美誉，而且也被尊为近代“第一位人类学家”。稍后，另一位名叫勒格朗·多西的法国学者也对近代人类学做出了贡献。他于1782年出了3卷本的《法国人私生活史》。在本书《致读者》中，他重申了自己的写作意途：“史学家由于要叙述重大事件，不得不去注意那些并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他表现的只是帝王将相及所有这一层次的著名人物，这些人的智慧或错误、手段或阴谋给国家带来的厄运或繁荣。但是还有那些城市里的资产阶级、茅草屋中的农民、城堡中的贵族绅士，总之在工作着、娱乐着的、和他们的妻小一起生活着的法国人，这正是史学家没能向我们介绍的人们”。⑤由此，研究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的人类学式的历史观表露无遗。
    19世纪，浪漫主义成为一种风靡于欧洲的知识运动，这股思潮对史学的影响尤为深刻。修昔底德的政治史观重新成为西方史学模式的正统，欧洲中心主义也再度泛滥。由伏尔泰发起的近代史学创新潮流中道受挫，一蹶不振。那么，18世纪曾一度声势浩大的启蒙主义史学运动何以夭折了呢？从外表看，浪漫主义史学的勃起，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史学家不满于“理性”的至高和独尊地位，对法国大革命的结果表示失望，因而要回到中世纪历史中去。其实，浪漫主义史学是一种呼唤和争取历史学独立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学科自觉运动。为此，史学要尽力突出自己的特色，在研究内容、方法、手段、目的等各方面与其他学科划清界线。诚然，史学要摆脱神学婢女、哲学证人的尴尬处境，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近代学科迈进，这是巨大进步。然而，为此进步，历史学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历史学从此只研究最特殊、最个别、不重复发生的现象，即政治、军事、外交、宗教等事件史，以及帝王将相等杰出人物的思想与行动。经济、文化、人种风俗、礼仪习惯、大众文化和普通人的历史则被拒之门外。为求史学的独立地位，历史学从此闭门造车，不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往。德国的兰克学派正是这种史学范型的代表。也就在这一时期，历史学遂与人类学分道扬镳，那种作为无意识的集体现象的心理状态，当然也再无缘进入历史学的领地。
    心态史的问世与人类学的复兴（即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是年鉴派新历史观结出的丰硕果实。年鉴派历史观的核心是“总体历史”，这一总体性最初是通过社会史或经济社会史研究实现的。因为经济史或社会史是研究群体现象的科学历史，它们感兴趣的是与权力无缘的社会大众，是受制于这些权力的人，是卑贱者和社会群体的历史，它们长期以来被统治阶级和历史学所忽视和排斥。与修昔底德--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恰好相反，年鉴派史学家反对描述个人的不连续的历史，反对描述由这些个人所引起的事件史，反对几百年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而代之以另一种既是群体的又是连续的历史，一种建立在不间断的长时段发展中的历史。虽然在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那里，心态史和人类学还未与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区分开来，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已开始进行。
    1924年，年鉴派创始人之一的布洛克出版了《巫师国王：论王权的超自然性》⑥，这部书被视为年鉴派在人类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年鉴派第三代传人G·杜比和J·勒高夫都称布洛克为法国现代人类学的创立者。布洛克这部书的主题是研究法国民众对于国王有治疗淋巴结核能力的信仰和这个信仰的维持。该信仰是，在兰斯教堂举行加冕礼时，国王能治好一种叫瘰疬病（即淋巴结核）的皮肤疾病。所以病人从各个地方到兰斯来集合，让国王在患者的身上触摸一下此病便会不翼而飞。病人虔诚信服，国王也就乐善好施，于是这一超自然的“奇迹”由最初的传闻发展为一整套正规的礼仪。这种信仰一直到18世纪路易十六加冕礼时还继续维持着。布洛克运用人类学的手段对仪式、礼节、举止、偶象及其观念进行系统研究，从而揭示出一部信仰“奇迹”史，实际上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社会的一系列特点，从宗教的、民俗的到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等，从而使这一看来无足轻重的社会现象得到了历史的文化的解释。当然，布洛克的这部著作在心态史领域的开拓方面也具有一定意义。因为这一民间活动在本质上“涉及一集体心理问题，即由于国王们通过触摸便能医治瘰疬的神秘功能，而产生的对国王实际能力的信仰，以及将这种信仰等同于中世纪的王权概念的问题”⑦。布洛克的贡献在于，他没有从王权理论家的著作出发研究这一现象，而是深入考察民众的集体心理状态，用类比的方法具体分析民众信仰的内容。因为他深知，“在许多方面，所有这些民俗向我们揭示的东西要比任何理论学说都经久”⑧。1932年，年鉴派的忠实追随者乔治·勒费弗尔也出版了《1789年的大恐慌》一书。该书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群众心理，认为法国大革命确实是受集体心理左右的，从而证实了1895年勒邦写群众心理学时的许多想法。勒费弗尔经过考察发现集体心理状态这样的东西是存在的，并认为“这是重大危机的根源及其影响之间真正发生因果关系的关键。”美国著名史家威廉·兰格指出，“勒费弗尔的这项研究成了晚近对极权主义运动分析的开端”⑨。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心态史则开始于吕西安·费弗尔。1938年，费弗尔发表了《心理学》一文，⑩系统地阐述了他对集体心理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从此，法国的心态史走上了一条全然不同于美国心理史学或思想史、心智史（两者都仅研究精英们的思想）的发展道路。其特色是：注意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注重一定时代群体心理和大众意识的状态，注重从各种社会因素与社会存在出发研究个人心理成长与发展的历程，注重从历史文献和遗迹而不是任何模式出发去重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类精神生活，注重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正是由于法国所特有的文明史传统和布洛克、费弗尔等人的努力，才使得“弗洛伊德的方法和概念对欧洲心态史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心理历史学几乎只是美国的特有现象，直至今日，它与现代心态史的趋势背道而驰，集中注意出类拔萃的个人而没能建立这些个人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11）。早在《心理学》一文发表前10年，费弗尔已开始他集体心理的研究生涯。1928年，他出版了《马丁·路德：一个命运》这部心态史的奠基作。从表面看，该书是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个人传记。其实，费弗尔并非在孤立或封闭地研究路德在宗教改革前后思想的变迁，而是将其心理发展历程纳入16世纪德国的社会环境和群体心理中进行考察。他认为，路德从一个正统的基督徒到宗教改革家的转变，正是德国民众心理觉醒的缩影。路德的叛逆思想是16世纪德国社会环境锻造出来的，是时代的儿子。路德教的真正作者不是路德本人，而是16世纪的德国民众。1942年，费弗尔又出版了《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这部著作被誉为社会心理史的经典。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也把该书视作费弗尔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早在1922年，研究拉伯雷问题的法国学者阿贝尔·勒弗朗曾提出一个论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拉伯雷是尖锐地反对基督教的。费弗尔不同意这种观点，于是着手研究16世纪法国的大众信仰与集体心理问题。该书后半部分“16世纪怀疑主义的限度”，是作者独具匠心之处。他没有完全从拉伯雷的著作中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倾向，而是考察拉伯雷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与精神环境状况。通过分析16世纪法国民众的意识结构及其宗教对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的影响，确定了16世纪的典型信仰。此外，费弗尔还追溯了16世纪怀疑主义的思想渊源，指出这些渊源为拉伯雷的思想倾向规定了可能达到的限度。拉伯雷的思想不可能同当时民众的一般信仰和少数怀疑主义思潮相差得过于悬殊。据此，费弗尔这样回答了阿贝尔·勒弗朗：“不！在一个宗教控制着全部集体生活的社会中，拉伯雷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如您所想象的自由思想家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