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简短的结论
    年鉴学派第三代对历史人类学与心态史领域的奋力开拓，无疑标志着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因为，首先，从广义上说，文化涵盖了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全部过程，任何历史现象都可以从文化这一全新的视角进行省视与研究，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文化。其次，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们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无时无处不渗透到每个民族的一切方面。因此，不深入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就谈不上深刻了解这一民族的历史。文化既是人们认识一个民族历史的窗口，同时也是我们科学地说明和解释其历史演进的一把钥匙。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对于重新发掘和再现湮没已久的历史的部分侧面，使广大群众了解历史上的人们在一系列日常生活和社会问题上的种种观念和看法，从而增加历史修养与历史感，深化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理解，无疑会有很大帮助。此外，就历史学本身而言，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开拓新思路、新领域、新途径的非常有益的尝试。但另一方面，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在发展中也表现出一股令人忧虑不安的发展趋势，即不能科学地把握文化和精神现象在历史科学体系中所占的地位。
    笔者认为，年鉴派前两代在史学本体论上倡导总体历史观，并且在对历史现象各层次的认识上，大体上也坚持物质和经济因素是第一性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是第二位的。费弗尔和布洛克把他们的杂志定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又将杂志易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更进一步明确了三者之间的层次关系。布鲁代尔把这种思想明确地作了表述。他认为，地理生态与文化因素是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是历史运动和历史解释的第一层次；各种经济和社会波动趋势被认为是构成历史现实的第二层次；个体或群体的政治活动则被看作是历史现实的第三层次，是历史进程的结果所产生的现象或其从属物。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与第一代相比，布鲁代尔更加轻视政治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如伊格尔斯所说：布鲁代尔的著作“几乎完全不提文化和精神，而强调种种非人的结构，如地理结构、生物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支配作用。（22）因此，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一种经济决定论（费弗尔稍有例外）。及至第三代，随着研究重点“从地窖到顶楼”的转变，即从经济到心态的研究运动，另一种倾向逐渐占了上风，即强调文化和思想因素的主要作用。应该说，这种文化决定论在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都占有相当大的市场。比起前两代来，年鉴派第三代更表现出一股强烈的“对文化和思想的关注”，以至于把总体历史简化为无意识现象（去除其中的政治因素）的历史。在谈到这两种类型研究的差别时，伊格尔斯认为，前者“研究的是从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抽象出来的行为和思想”，而后者则将立足点“放在诸如人类学和符号学这类探索集体意识、价值和意义，并将人视为历史局势中的积极因素的学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学、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这些对人类自由加上外部限制的科学之上。”（23）如年鉴派第三代的重要成员之一的夏蒂埃就说：“社会的精神状态结构和物质的决定因素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关系，并不是一种前者依赖后者的关系。”（24）换句话说，他并不象勒高夫那样，把第三层次现象作为前两类现象的附属物，而倾向把其看成是一种独立发展的因素。此外，阿里埃斯和福科等人也纷纷以观念、教养等抽象的精神概念去分析和解释历史过程。拉杜里由研究气候与生态环境转移到精神状态史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理论原则上，第三代并不公开反对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但在实际研究中，由于他们不再把总体历史当作奋斗目标，因而更倾向于一种精神决定论。当然，这两种类型的历史也决非是泾渭分明或互相排斥的，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评论的：“人与精神、思想与事件和新型历史可被视为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趋势的分析的补充，而不是它的替换物。”（25）
    注释：
    ①勒高夫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274页。
    ②A·C·哈顿：《人类学史》，伦敦1910年版。
    ③［英］汉默顿：《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页。
    ④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4页。
    ⑤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
    ⑥该书英文书名是《国王的手段：英国和法国的神圣君主政体与淋巴结核》，伦敦1973年版。
    ⑦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⑧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37页。
    ⑨《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演讲集》，第209页。
    ⑩该文载于《法国百科全书》第8卷，后来又被收录在《为历史学而战》一书的第3辑《联合与支持》中。
    （11）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205-206页。
    （12）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43页。
    （13）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95页。
    （14）C·史茄斯：《论史学与人类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
    （15）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57页。
    （16）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91页。
    （17）勒高夫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第270页。
    （18）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39页。
    （19）《历史方法与人类科学》，载《新批评》，1967年10月，第70号。
    （20）勒高夫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第272页。
    （21）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41页。
    （2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197页。
    （23）同上书，第206-207页。
    （24）《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年，第3期，第16页。
    （25）霍布斯鲍姆：《叙述的复兴，一些评论》，载《过去与现在》杂志，第86期（1980年2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