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研究实例举析
    近20年来，年鉴派第三代史学家从各方面发掘和开拓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研究领域，他们的目的是考察集体或一般心理性态在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作用，以及与历史行为的关系，研究的主题包括：（1）前人对家庭方面的观念和意识，如对配偶、子女、亲属、财产等问题的态度。（2）前人对经济方面的观念和意识，如对时间、金钱、生产、消费、农业、工业、商业等问题的态度。（3）前人对政治的观念和意识，如对政权、社会组织方式、统治形式的态度。（4）前人对宗教和信仰的观念，如对各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信仰、崇拜的态度。（5）前人对性的观念和意识，如对婚姻、乱伦、婚外性关系、性禁忌的态度。（6）前人对生命和死亡的观念。（7）前人对合法与非法的观念和意识。年鉴派第三代的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上述课题的研究之中，从而产生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由于篇幅限制，笔者仅重点分析一些作品。
    1.宗教方面。宗教问题历来是历史人类学与心态史研究的重点。布洛克对中世纪法国民众信仰国王能治愈淋巴结核习俗的研究，费弗尔对路德和拉伯雷的研究，构成年鉴派对群体意识和大众信仰问题探讨的开端。1968年，R·芒德鲁出版了《法国17世纪的法官与巫师》一书。该书通过1660年法官明令废止以火刑处死巫师的作法一事为主题，认为这种改变反映了上层人物思想的变化，即不再把巫师看成鬼魂附体，而是承认这是心态病变所致。德鲁的研究虽仅限于教会和世俗政权对巫师和巫术态度的变化，但实质上却揭示出17世纪法国群众宗教心理的变迁过程。类似题材的作品还有勒高夫的《“炼狱”观念的产生》（1981年）。该书的主旨在于借13世纪“炼狱”概念的产生这一宗教现象来分析教会与民间文化相互影响与渗透。在中世纪，依据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人死后有两个归宿，要么升天堂，要么下地狱。后来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又发明了炼狱。下地狱的人可以来到这里，通过祈祷和其他宗教活动使自己获得解脱。对此，勒高夫认为，这实际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和新兴的宗教观。它使资产阶级取得一种自我获救的特权，即在死后通过赎罪的办法，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获得再生。此外，法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心态史专家佛维尔（他虽然不属于年鉴派，但却是法国新史学和心态史领域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还以非基督教化运动为题，深入研究和考察了近代法国群众的宗教观念和宗教行为所经历的巨大历史变迁。
    2.书籍史研究。大众文化的近代化离不开书籍的出版与传播。因此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被当成心态史研究的前沿阵地。目前，对书籍史的研究集中在17、18世纪。心态史学家通过对书籍内容和出版发行情况的分析，清楚地揭示了大众宗教意识的转变以及社会世俗化过程。法国在亨利四世至路易十六期间，在反宗教改革浪潮推动下，出现了宗教信仰的狂潮，由此带来对宗教书籍的要求。宗教书籍在图书出版发行中占据优势地位。1660年以后，在巴黎的图书出版发行中，宗教书籍仍继续在半数左右，而且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上半叶。启蒙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基督教复辟的逆流。在非基督教化运动中，宗教书籍的出版发行也明显衰落：18世纪中叶落到25％，至18世纪末仅为10％。图书内容的变化雄辩地说明了非基督教化运动和启蒙运动对大众宗教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此外，对某一时期非法出版物的研究也能揭示群众观念意识的变化。1750年左右，宣扬理性主义的启蒙书籍遭到查禁，由此使我们了解有关启蒙运动在孕育期的艰难岁月。17-18世纪，科学、艺术、法律、历史和文学书籍的出版发行逐渐增加。由于禁忌的取消，小说的创作也繁荣起来。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标志着社会生活中理智的增强和世俗化。
    3.对死亡态度的研究。心态史学家认为，死亡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对待生命与死亡观念和态度是一个民族文化构成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认识和分析不同文化特性的窗口。因为在不同的社会，或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不同的阶级（阶层）或职业集团对待死亡的态度与观念相差很大。法国已故心态史专家阿里埃斯撰有《群体对死亡的态度》一书，试图就人们对死亡态度的总体变化过程做出解释。他指出，从中世纪至今天，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中世纪前期，人们对待死亡采取听之任之的自然主义态度。第二阶段在13-18世纪，人们的个体意识不断增强，个人主义的观念也随之出现。人们逐渐对死亡产生恐惧心理，对彼岸世界和永久惩罚胆战心惊，尤其关心自身死亡的后果。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今，人们由害怕自己死亡变为担心别人会死。比如人们对自己喜爱的妇女、儿童的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感情，反映出对“他人”死亡的忧虑。阿里埃斯称之为一种“资产阶级的心态”，这种心态至今犹存。关于死亡史的研究，佛维尔造诣尤深。佛维尔对西方自14世纪以来不同阶级对待死亡所持态度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考察。并撰写出《死亡在西方：1300至今天》（1984年）这部长达800页的鸿篇巨著。佛维尔认为，在西方，人们对死亡的认识是同宗教信仰的变化密不可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大众的宗教信仰决定着人们对待死亡的心态，历史上的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封建极盛时代至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体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待死亡的态度。被统治阶级（其中大多数是农民）认为死亡和生命同时并存，人们可以通过现实的生产生活过程去不断寻求新生命。这是一种受基督教观念影响较弱的前基督教思想。这个事实可以提醒人们：不管中世纪西方如何基督教化，但大众文化并没有被完全溶化到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中，而是仍保持其自身发展上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对待死亡的态度则受基督教的影响较深，坚信人死后的归宿要么是上天堂，要么是下地狱，因而有可能复活。这是一种正统的基督教来世观的表现。此外，佛维尔还发现，自17世纪以来，人们对死亡的态度经历了如下变化：17、18世纪，由于反宗教改革运动来势汹汹，因而在欧洲范围造成了天主教精神的回潮。人们重新对死亡产生畏惧心理，这种群体在死亡观念上的返复，揭示出大众文化心理结构所具有的某种程度的导向作用。18世纪后期，一种新的、资产阶级的死亡观应运而生，其鲜明特点就是世俗化。中世纪那种将死者埋在教堂内或庭院中的作法早已时过境迁。资产阶级在教堂以外为死者营造豪华考究的墓地或雕造死者塑像，成为家庭祭奠的场所，从而表达一种新的对再生、不朽和永恒观念的无限向往与执着的追求。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各国相继步入后工业社会，人们的死亡观也出现新的动向。它既表现为一种对死亡的讳忌和排斥心理，同时又有一种利用死亡赚钱做生意的现象存在。6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反省自己对死亡的态度，认为简单的讳忌和排斥反映出一种变态心理，应重新正视和接受死亡这一事实。以上概述旨在表明，社会群体对死亡的态度并不是单个的人对这一自然生理现象看法的简单相加或拼凑，它反映出特定的人类群体在特定的物质和人文背景下的特定价值观念与文化心态。
    4.历史人类学。该领域的研究课题非常广泛，按内容可划分为自然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4种类型。自然人类学有以人体、性爱、 饮食等为研究对象的。如拉杜里等著《法国的新兵体格研究》即为人体研究的代表作。这一研究揭示。法国人19世纪以来身高的增长是随经济、社会阶层和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有关性爱问题的有M·福科《性爱史》、L·弗朗德兰的《性与西方》。关于饮食习惯的研究，有M·布洛克《旧日法国的食品》、 埃马尔丁克编的《饮食史论集》。布洛克认为，“饮食史如同一架录音机，由于心理方面的阻力而在稍晚的时候记录所有经济的兴衰更替”（21）此外，它也显示出社会分隔和社会对抗。因此，在作为社会符号系统的饮食行为的演进中，历史人类学家既可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又可以研究文化系统史。在经济人类学方面，杜比《战士与农民》尤显突出。他发现，在中世纪早期，人们将税收作为馈赠“奉献”给统治者。稍后，遗嘱又成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调节杠杆。社会人类学其核心是对家庭、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演进的研究。涉及家庭功能的有，A·布尔吉尔主编《家庭史》。关于家庭结构的有，PH·阿利叶斯的《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G·杜比《骑士、妇女和教士》，A·阿尔芒古的《16至18世纪的英法家庭与儿童》等。在文化人类学方面，勒高夫《教会时间与商人时间》对不同阶层的不同时间概念及其相互影响演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杜比的《三等级或封建主义的想象》则考察了欧洲中世纪三等级概念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作用影响，展示了社会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互相作用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