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如果说，布洛克和费弗尔的上述著作标志着年鉴派对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开端的话，那么，年鉴派第二代、第三代传人则为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取向进行了大量理论工作，从而使其特色愈加鲜明。
    1956年，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在《历史随笔》上发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此文历来受到年鉴派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既是对年鉴派以往历史观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同时又是指导年鉴派今后学术研究的理论纲领。通过时间这根引线，布罗代尔清晰地阐明了他对历史研究对象及其层次关系的看法。他认为，时间可划分为长（以百年计）、中（以10年、25年、50年计）、短（以1天、1年计）3种时段。时间的区别实际上是研究对象及其层次关系的区别。“长时段”指“地理格局、生物现实、生产率限度和思想局限”等长期起作用的现象，称“结构”；“中时段”包括人口变动、长期的物价演变、生产和利息等较慢的变化，即“局势”；“短时段”即如战争、革命等变化最快的现象，称“事件”。布罗代尔指出，以往的“历史学曾认为一切都由事件所派生”，因此“历史学家在本能上偏向短时段”，“过分注重‘时事’，蔑视历史”，导致“事件主义”。然而，这种短时段“历史的时间不易接受贯时性和共时性的这种灵活的双重活动：它不能把生活设想成为一种可以停止其运动和展示其静态的过程”。何以会如此？症结在于，同位于深层的半静止的长时段结构史相比，短时段的事件史处于表层、易于变化。布氏认为，文化正好具备“结构”历史的基本特征目的受地理限制，“在几百年内，人们困守一定的气候、植物、动物和文化”，故“广阔无垠的文化领域也具有相同的稳定性或残存性”，是一种强大而无形的制约力量。他举例说：“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力图说明拉伯雷时代法国人的思想工具、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事先严格地限制了自由思想家的思想探险”。当然，布罗代尔所言的文化并非仅局限于精神领域，还包括物质领域。总之，凡属“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妨碍或左右着历史的前进”的“恒在因素”，都应包括在内。将长时段作为方法论的指导，对历史研究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因为“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布氏这篇文章在年鉴派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承前启后，对年鉴派的历史观有所创见和发展。
    60年代中期起，年鉴派发展至第三代，其学术思想更加开放与活跃。在统一“人文科学”宏大抱负的支配下，史学与各人文学科的交往与合作愈加密切频繁。60年代是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大行其道的时期，一些著名的结构主义者（如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在哲学、符号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对年鉴派第三代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进入70年代，“历史人类学”的名称也出现了。从此，历史人类学与心态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渗透和叠合，其研究取向也日臻成熟与完善，其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历史人类学与心态史都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何谓集体无意识？“集体的，是指某个时刻整个社会人人都有的。没有意识，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因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永恒的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守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采用的或不准使用的感情和幻想的表达方式。（13）法国当代著名社会人类学家C·史茄斯认为， 史学与人类学的区别并不在于主题、目的、或研究方法。“它们只是差在选取配景：历史是从社会生活的意识表现方面处理材料，而人类学则透过无意识基础的考察而进行研究”（14）。对此，史茄斯进一步解释道：“就我们自己的社会来说，如饮食习惯、社交礼节、服装款式、以及其他伦理、政治、宗教各方面的态度，虽是任何人都能够细心观察得到的，但对其真正的起源和功能，则大多未经过认真的研究。我们只是遵守着旧俗，非礼勿动，非礼勿思，而唯恐稍有违越。但凡此多出于惰性，而非有意识地维护确有其功能的习惯”。马克思的名言，“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却不知正在创造它”，一语道破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属性，成为激励人类学家执着探究无意识领域的职业信念。在此方面，心态史同历史人类学不谋而合。勒高夫说：“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所以它“显然是一种群体现象”。心态史开创者之一的菲利普·阿里埃斯也证实，“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一系列隐密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由于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因此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也被标榜为：“深层的历史学”。
    第二，借助表象符号系统进行迂回研究。由于研究者缺乏人类认识自我的明确而系统的理性或意识可资利用，因此只能借助于象征符号系统去迂回认识。比如心态史学家对节日、时间、税收、书籍内容、魔鬼观念、避孕行为的考察；历史人类学家对于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的研究，“都反映着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最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系”（15）因为，上述列举各项，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见证，它们浸透着文化的个性，是代表文化内涵的密码，破译了这些密码，无疑就真正把握和洞悉了文化特质。应该说，这样做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得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与机敏，往往能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
    第三，从差异性中认识文化的独特性。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使在某一民族内部，由于时间、空间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心态习惯也会千差万别。研究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揭示文化--心态的差异性，达到使不同心态--文化得以相互沟通和理解。如年鉴派学者菲利普·阿里埃斯所说：“但是在这里，发掘首先是要理解差异性。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许多地方充满着民族间的明争暗斗，分属两种当代文化的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十分罕见，对此我们是最明白不过的。两种在时间上相距甚远的文化要做到相互理解也十分困难。……这种理解……可以通过考察两种心态间无法克服的差异性来达到。差异性就是这种成为特殊性的条件：它使这一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有所区别并确保了它的独特性。因此，就我们看来，一种文化就是在与我们的当代心态的比较之下，才是另一种文化”（16）。人类学往往是从特定社会、文化的背景出发去研究其他社会、文化的，重点在发掘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年鉴派史学家虽然专心于本国历史的研究，但重视时间、空间和社会的差异性的传统并未改变，与心态史一样。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性的，研究的对象也仅仅限于某一社会、文化中最本质、最一般的层次。
    第四，跨学科的研究特色。由于主要依靠非文字材料重建逝去的人类生活，因此，心态史与人类学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肖像学、碑铭学、语义学、符号学、计量方法等在这两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年鉴派第三代史家认为，这两个领域不能借助抽象概念进行研究，现存文献材料有关大众文化的记述又凤毛麟角，挂一漏万，根本不能满足史学家的渴求。因此研究者只能通过细致全面地考察物质世界来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故而他们要尽可能地收集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文字的或实物的。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信仰、举止，到碑文、建筑、灾害、祈祷词、异端供状、宗教法庭审问记录、敕免证书，以及书籍、画像、雕刻、节日、咒语、武器、工具和随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上述文物资料，才“从整体上表达了以往社会的精神”。自然，分析研究这些资料，必然得借助许多工具学科的专门知识，借以丰富史学的认识手段、方法和途径。
    第五，联系与综合年鉴派诸分支学科的桥梁。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究竟更多的是一种研究领域？抑或是一种研究方法？笔者认为答案似乎应是后者。因为，除传统的政治史外，它们几乎无所不包，囊括新史学的全部领域。心态史权威勒高夫就讲过“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此外，安德烈·比尔吉埃及也曾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如此，各种历史要素都可能在这两个学科找到汇合点。诚如勒高夫所言：“心态史也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切点，各种对立因素系指个人与集体、长时段与当天、无意识与有意识、结构与时局、个别与一般：当代史学研究的能动性使这些对立因素交切到一道”（17）。这里勒高夫虽然只提到心态史，而没涉及历史人类学，但正如安德烈·比尔吉埃及所说的：“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但又有哪一种习惯不是心态的呢”？（18）正因为这两个学科共同具有的综合性，故而它们伴随新史学分支学科的进步而发展，如人口史、家庭史、文化史对这两个学科的促进与影响；此外，因为有了它们，新史学由“总体历史”到“碎化历史”的转变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遏制，不致于支离破碎。如此，勒高夫评论说：“‘心态史’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因此，“在《年鉴》杂志初期还只初具轮廓的心态史学，……在今天则成为一条主线”。而“优先与人类学家对话”也早已成为第三代未来的战略方向。
    因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上述取向，年鉴派第三代对其非常重视，给予极高评价。勒高夫曾讲过，“心理性态史是最新的方向，它使我们能更新一个显然已经消耗殆尽的领域的知识”（19）。他还指出，“无意识的举动和随意而发的意见似乎没有来由，是即兴而为，是习惯性的反映；而实际上是深深扎根于长期交混的思想体系之中的”。“心态史实际上是一所特别好的学校，从中可以认识到线性史观的不足。惰性是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力量，更多地体现在通常发展缓慢的人们的心理方面，而不是物质方面……心态的变化比什么都慢：其历史表明了历史的缓慢发展过程。”（20）年鉴派第三代中另一位心态史大师杜比更把心态史的作用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认为它可以使人们避免犯“时代错误”。他说：犯时代错误，这“对那些无历史变化感的人，对那些没想到情感、情绪、道德价值、理性发展等等方面也有自己历史的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安德烈·比尔吉埃及则比较慎重。他说，“在历史学家看来人类学也许是一种不甚理想的过渡。我们需要寻找各种不同的变化系统，查清这些不同的变化系统，理解其机制并确定其多元性，而人类学是与我们的这些需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