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编写的提出
    《史记·太史自序》记述了司马氏的家世，且追溯到远古传说的帝颛顼时代，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到了周代，程伯休甫（《史记集解》引应劭曰：“封为程国伯，休甫，字也。”）就是重黎氏的后代，“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后来到了周惠王、襄王之间的时期，司马氏离开周的土地到达了晋国，以后又辗转到了魏国的少梁（其后更名曰夏阳）。就在司马氏离开周去到晋的过程中，司马氏这个家族中的人员分散了，有的到了卫国，有的到了赵国，有的到了秦国。到了秦国的这一支，后来有一个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是否伐蜀的司马错，由于他辩论胜利，秦惠王就派他去伐蜀，攻拔之后就镇守蜀地了。司马错的孙子有叫司马靳的，曾和将军白起一同阬杀赵长平军，但回来后也同白起一同被赐死杜邮。司马靳之孙为司马昌，“昌为秦主铁官”。司马昌之子为司马无泽，“无泽为汉市长”。其下是“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高门原俗名马门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里。”）。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从《自序》的记述看，司马谈的先代较为近古的有不少武将，除前面谈到司马谈直系一支中的司马错、司马靳之外；还有司马氏在赵一支中的司马蒯聩，也因为能传授高明的剑术而知名，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参加过反秦起义，受到项羽的分封而为殷王，后来司马卬归附于刘邦，他原受封的土地改为汉代的河内郡。从战国末年到楚汉相争期间，适应时代的特点，司马谈家世中的先辈们，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并对战争是有所研究的。也可以说，关于进行战争的思想和技术的学习探讨，成为了这个家世中长久传递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形势的变化，司马谈较近的祖先虽然再没有成为武将的，但家世传统的熏染，使司马谈、迁父子对于战争的各种知识也是具有相当了解的。《史记》之所以能如此生动地成功描述许多重大的战争，与家世传统也有一定关系。
    司马的家世中，他的祖先也有些是直接从政的，程伯休甫固不用说，后来在卫的一支有做过中山相的。除此以外，其他从政的人职位都不高，且与直接的生产和流通有紧密的联系。司马谈的曾祖父做过秦国冶铁的主管官员，组织和指挥过手工业生产，司马谈的祖父在汉代做过负责商业流通和贸易的市长就是明显的例证。司马谈父亲司马喜“为五大夫”，这是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九级，汉初沿用，相当于大夫，虽为高爵，得免役，但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下层人物。《史记》记述之能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及下层官吏与民众的疾苦，与司马谈、迁父子的家世也会有重要关系。
    司马谈的成长可能受到上述家世中的职业传统和政治地位的某些影响，但他并没有对这些表示出过分的钦慕或有什么荣耀之感。恰恰相反，他所感到自豪和光荣的是他远祖的“世序天地”、“世典周史”的职责。关于重黎，《史记》多有记载。《天官书》说：“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史记正义》：五家，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也。三代，夏、殷、周也。），绍而明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又说：“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周室，史佚苌、弘……”关于羲和，《史记·历书》说：“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指重黎--引者注）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羲和也是重黎后代中没有忘掉观察天地这种职业技能的人，《自序》中没有提到他们，但既是重黎的后代，也与司马谈的家氏有间接的关系。关于史佚，《自序》所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句下之《史记索隐》引卫宏说：“司马氏，周史佚之后。”司马贞虽注明卫宏说“不知何据”，但在东汉时卫宏至少有过司马氏与史佚相联系的说法。汉代的太史令，负责天文观察、掌管皇家图书及记载史事，而且太史令是世袭的，可知其家学传统对于他们的职业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谈的远祖就是当时的{K1C505.JPG}占家，职掌监察天象，预卜吉凶，地位虽不高，但对于政事的实施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司马谈以接续了家世传统“既掌天官，不治民”为光荣。“不治民”，既可以免除烦杂的政治事务，专心于史官职责，又可以对政治实施的好坏不负直接责任，免除遭受祸患的风险，有利于职业的稳定，世代相承，这是司马谈感到非常欣慰的重要原因。这一家世，至少从周代以后，兼掌史事记载，又起到了保存历史资料和为当权者提供政治借鉴以备咨询的作用，这同样是任何朝代都不可缺少的。由于司马谈了解天象观测和历史记载的意义，他从来没有过后来司马迁所流露的那种“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的卑辱感觉。相反，他感到自己的重大责任是要继承和发扬祖先的业绩，特别害怕使祖先辛苦积聚的、显名于当时的职事遭到衰竭和断绝。因此，对家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乃从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演进及社会心理发展的角度，促使司马谈兴起撰著“史文”的重要动机。还有，由于司马谈身历文景及武帝的前期，是汉初以来最为兴盛安定的时期，美好的政治境况，顺利的仕宦生涯，使他产生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感到特别惬意和兴奋的思想情绪，他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统一的局面，以及从上至下是一些“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这和司马迁后来从在汉武帝后期显示出来的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中，所看到的多欲之主，酷法之治，兴利之臣，谄媚之辈等等有所不同，使他更感到应该尽自己的史职，撰著文篇来热烈歌颂这一时代。时代的伟大业绩，作为一种原动力，同样冲击着历史著述的动机。一部惊人的巨著，在各种条件的综合推助下，从司马谈手中开始酝酿产生了。
    《史记》的撰就，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重要事件。然而《史记》实为司马谈、迁父子相承述作，而司马谈对《史记》创作的贡献，可以举出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司马谈意在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而立志兴意撰著《史记》。《自序》说：“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张守节《史记正义》指出，这里的“太史公”就是司马迁，而“先人”即指司马谈。我们看到，由于司马谈曾“受《易》于杨何”，所以在这里也就把“正《易传》”放在了六经的首位。司马谈特别赞扬周公和孔子。他认为周公的伟大，天下能对之进行称诵，就是因为周公能讲论、歌颂、宣扬、尊显其周代的先君和帝王，如武王、文王太王王季、公刘以至于后稷等的德性和遗风，亦即能够光辉周代的历史业绩。而孔子则能在周幽王、厉王以后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的时候，企图通过整理文献，编写历史以振兴政治，维护和宣传周代的礼制，这样也就成为了学者们共同效法的榜样。司马谈又以为两位伟人周公和孔子之间相距大约五百年，而从孔子所作《春秋》中最晚一年记事以来，到司马谈的时代也恰恰是经历了大约五百年，而这期间诸侯混战，楚汉相争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汉兴以后当代的伟大业绩，更需要有人来记载。司马谈自信地提出，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当仁不让的应该就是“太史令”他自己，于是他奋然以当代周公、孔子自命，立志继《春秋》以兴盛“天下之史文”。由于司马谈的决定，使触发起来的历史动机得以开始演变成为现实，才得以形成为后来的《史记》。司马谈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
    第二，司马谈在任太史令二十多年，既然决定振兴史文，就一定已经开始对历史进行考察研究。司马迁曾向壶遂追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太史共自序》）这表明，司马谈依据《易》、《尚书》、《诗经》、《春秋》，对于从远古以来的史事有个大略的分析研究。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从司马谈开始，《史记》的撰写就已经有了通观的眼光，而且注意到了对历史中的“纯厚”、“盛”、“隆”、“善”、“德”方面的推崇、肯定，而不仅仅是采取了“刺讥”的态度，这表明司马谈开始就具有积极而全面的历史认识。对汉兴以后的历史，司马谈说他要“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亦表明他对现实政治的兴奋情绪和肯定的目光。从对历史与现实的简略看法中，可以看到司马谈对于历史的论理，在司马迁之前亦已经有了一些必要的可喜思索。
    第三，为振兴史文，司马谈已经付诸具体行动，撰就了一些篇卷。依据学者们的考察，《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郦生陆贾列传》中的平原君《朱建传》、《樊郦滕灌列传》中的《樊哙传》，得出结论“此三传成于谈手无疑”（参见顾颉刚：《司马谈作史》一文，《史林杂识初编》第226页至233页）。又《张释之冯唐列传》记冯唐事，及《赵世家》所记一些《国语》与《战国策》中所未记而极富于故事性的民间传说，推其源盖出于冯唐，冯遂闻于其父冯唐，司马谈与冯遂共世，又从冯遂闻之，故此二篇亦可能出于司马谈之手。“更臆测之，《史记》中赵之将相若平原君、虞卿、廉颇、蔺相如之俦，及其流寓若乐毅、信陵君，封国若张耳，其中振奇恢诡之故事必有绝大部分为冯氏父子所宣扬，故能笔墨生动若此”。（参见顾颉刚：《司马谈作史》一文，《史林杂识初编》第226页至233页）司马谈可能积累了这方面的材料，但不能完全肯定涉及上述这些人物的篇卷就为司马谈所撰。上述各篇的考察多依据《史记》列传及其赞语，可推知司马谈自定的论著计划中，其体例创定有传赞。且有认为《史记》“纪”之体例亦为司马谈所创定者。（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证》，《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至于《史记》纪传体体裁中的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在内的，完整的五种体例是否全为司马谈所创设，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论述，似不可全然肯定。总之，从司马谈临终对司马迁的父子对话中，可知司马谈是已经有“所欲论著”及“所次旧闻”的。
    第四，司马谈的“所欲论著”、“所次旧闻”，还应该包括他为准备撰写《史记》而积累的各方面的资料。《自序》说汉兴以后，“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司马谈、迁父子，在当时都可以借助自己工作上的方便，充分利用“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等皇家图书档案，为写史而进行准备。从《史记》本身来考察，如上述有关战国时赵国的史料一样，包括文景在内及其以前的历史资料，很大一部份应为司马谈所搜集、积累，或依次加以编排，或草创成为篇卷。因为只有这样，才使司马迁有可能在任太史令以后，特别是受刑以后的不太长的时期里，在当时那样的写作条件下，最后撰成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种体例，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那样的宏篇巨著。当然，体例的全面完善，全书的完稿和整体的润色加工，最后都是成于司马迁之手。及于史识，谈、迁父子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司马谈为《史记》撰写所付出的长期心血和艰苦劳动，仍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故此，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第十册后附第7页）中明确肯定：“《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顾颉刚先生经考证后则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司马谈作史》，《史林杂识初编》第233页）这确是一个使人产生崇敬而很有见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