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马迁的培养和教育
    司马谈在计划编撰《史记》的时候，深知这部巨著需要有坚毅的品德、渊博的知识，以及两代人乃至几代人的相继努力才能完成，于是从一开始，他就对司马迁进行了有意识的严格的培养教育，以期接续自己一生不可终竟的事业。司马谈在龙门生下司马迁，（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依王国维说），卒于公元前90年左右）其时家境并非充裕，只得让年幼的司马迁一方面“耕牧河山之阳”，一方面“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所以司马迁年十岁就能够诵习《左传》、《国语》、《世本》等“古文”。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入仕太史令，他也就把年刚十岁的司马迁带到了京师，以便充分利用京师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及图书丰富、学者云集的有利条件，给司马迁以接受学术熏陶并使之获取广博知识的机会。在此期间他引进司马迁聆听当时的今文学大师董仲舒讲《公羊春秋》，同时亦使司马迁就孔安国学《古文尚书》，这样，不仅使司马迁熟识了当时的这些著名学者，并且广泛地吸取了丰富的古今文化的营养。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满二十岁以后，司马谈又极力支持司马迁并争取到可能是以“宦学”的身份开始周游全国，以考察祖国的名山大川，搜集史料，寻访古蹟，接触下层民众，深入了解民间生活。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的壮阔游历，加上他以后的奉使出征及属从巡游，使他了解到祖国灿烂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秀丽的自然风光，勇敢勤劳的人民，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使他能够开阔胸怀，扩充视野，提高识力，坚定意志，陶冶品德，为以后《史记》的撰就，提供了充分的思考资料和潜在的精神力量。一直到司马迁在三十岁前后的汉武帝元朔、元鼎年间被“任为郎中”奉使出征的时候为止，总共约有二十余年，司马谈在对司马迁的培养教育中，寄托了自己作为父亲的恳切之情与无限希望，虽然这主要表现为私家教导的形式，但亦可以说司马谈为《史记》之能成功撰就，倾注了自己一生的全部心血。
    元封九年，汉武帝“始建汉家之封”，准备到泰山去举行盛大的封禅典礼，这在当时是表现天子神圣、国运昌盛的重大事件，朝廷大臣以能随从天子参加这样的盛典为最大光荣。司马谈作为史官，不仅应该随从，而且是这种典礼祭祀形式的参与议定者。《史记·封禅书》记载，元鼎四年，汉武帝郊雍而亲祠后士，太史令司马谈与负责官员及祠官宽舒议定过这次祭祀的规格与具体形式，为汉武帝所采纳；元鼎五年十月，汉武帝开始郊见太一于云阳，因为夜里看到了美光，白天看到了黄气这种吉象，同样是司马谈和宽舒认为乃“神灵之休，祐福兆祥”，而建议在出现美光的地域“立太畤壇以明应”，也被采纳，十一月就在甘泉立了太畤，汉武帝亲临郊见，其典礼也是司马谈参与议定的。汉武帝由于自己在位以后，转变了汉初政策，利用汉代立国以来所积累的实力，多所作为，并在内外措施中已经取得成功，以此就开始有意神化皇权，企图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抹上一层圣洁的灵光。从几次郊礼活动中，可以看到，司马谈身为当时朝廷的下级官员，是汉武帝意图的积极贯彻者。从司马谈自己表述的思想来看，他是以逢盛世并能为这些活动尽力而感到自豪的，他觉得如果能随从参加最高的封禅之典，不仅自己能受到宠荣，而且也能光耀宗祖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不幸司马谈身患重病，在汉武帝拟举行泰山封禅之典的向东行进途中，他不得不“留滞周南”，眼看就要得手的最高宠荣丢失了，司马谈十分痛心，以此病情加重将要离开人世了。司马迁本来已经奉使西南，恰好在这个时候返回，赶到洛阳附近，见到了病危的父亲。父子相见，饮恨叹息，悲痛之余，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庄严地立下遗嘱。司马迁听到父亲的一番教导之后，悲伤而恭敬地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见《太史公自序》）这篇遗嘱是司马谈向司马迁传授了思想，交代了任务，对以后司马迁影响极大，成为了他完成《史记》创作的根本动力。
    司马谈的遗言，除表现了他的身世之感，兴起撰述史文的愿望，以及对历史的一些认识之外，重要的是表现了司马谈要求赞誉当世，和提出忠孝立身的强烈思想，中心一点是要司马迁坚韧不拔地保证完成《史记》的撰作。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政务之余，司马迁朝夕思念，始终把父亲的遗训作为行为的遵循规范。由此，起初司马迁对当朝也怀有热烈的尽忠思想，“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处于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史记》中尽管司马迁对武帝时代的具体人物及当时的政策多所批评，但对“汉兴以来，至明天子”时期的业绩在总的方面还是肯定的。他虽有时言而无心，也总还是说过“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这样表彰当世的话，而且他也认为“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见《太史公自序》）虽然他与司马谈态度不尽相同，但始终不敢遗忘司马谈的临终嘱咐，确是事实。可以看出，在一般情况下，司马谈所宣扬的孝亲，体现在封建社会中的最后作用还是为了忠君，它是皇权政治表现在思想上的一种极好凝聚力，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司马谈正是这一思想的认真宣传者和提倡者。
    在另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司马谈所宣扬的孝道，又可以转化为人生的动力，在长期的历史磨炼中，能使人们奋战、坚韧，从而形成为一种优良的民族品格、民族气质。司马迁仕宦的后期与汉武帝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他成为了专制主义的受害者。天汉三年，由于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被汉武帝判处宫刑，这一突然降临的奇耻大辱，给了他的身心以极为严重的损害和打击。司马迁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虑，他还是发誓要像往代贤哲一样地发愤创作。司马迁后来解释：“所以隐忍苟话，函糞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最终是因为《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之能如此，除了“倜傥非常之人”（见《报任安书。》）的精神的鼓励之外，还是因为司马谈遗嘱要求他“无忘吾所欲论著”，而他自己也庄重地表示过“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孝道的始于事亲，终于立身的观念在他身上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的缘故。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谈立志撰作的雄心与思想，作为一种潜在意识，是《史记》能够最后完成的不可忽视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一种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伟大结晶，它因此具有无穷的创造力，促使人们得以创造出无数珍贵的物质的或文化的财富，而造福于人类的发展。司马迁继承父志，充分发挥了这一精神力量的内在能动力，酝酿造就一颗前所未有的文化明珠--《史记》，使它得以在我国辉煌的史坛文坛上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