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文化普遍落后的古代社会里，学术文化总是由少数上层贵族人物所垄断，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通常的现象。就中国古代上古文化教育的发展情况而言，主要是“学在王官”，春秋战国以降，特别是汉代以来，平民教育虽在不断发展，但不可能像今天所谓的“普及教育”或“义务教育”那样，这是不难理会的。自汉代以来，各地区的豪强大族逐渐开始在文化上接受儒家经学思想的影响，并且在汉代重视“家法”、“师法”的经学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道德文化相维系的世代相沿的“家学”，以保证世家大族的长盛不衰。这一情况在两汉时期已经形成，特别在东汉时期，世族及其文化已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魏晋以降，随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坍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与垄断遭到进一步的削弱，特别是异族的内进，南北各地的割据与分裂，使得各地区的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条件。从当时的历史事实看，各地域的学术文化主要存续于各地的世家大族中，南北朝的情况都是如此。因此，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中古世族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此，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有明示，并且一再申述，他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指出：
    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而学术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陈先生指出：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星散于全国各地的世家大族，往往成为区域性的文化重镇，六朝统治的江南地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有鉴于此，本文借助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对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地区世家大族的形成及其社会地位的变迁略加考论，以作为深入研究江东世族文化的基础。
    一、秦汉之际的江南土著“豪杰”及其文士代表
    世家大族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文化土族”的产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同步。江南地区自三代以降，虽然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但与中原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吴、越诸国的著名士人大多来自外域，如伍子胥、孙武、范蠡等皆如此，江东才俊之士尚很匮乏，更无论什么名门大族了。直到秦汉之际，情况仍没有根本改观。《史记·项羽本纪》的一段记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羽本临淮下相人，楚国旧将子孙，后因叔父梁杀人而“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无名德，避难吴地竟得当地“子弟”惮服。秦末乱起，项梁、项羽在江东起兵，“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置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由此可作如下推论：吴中为江南最发达的地区，秦汉之际已出现了被称为“豪杰”、“豪吏”的地方土豪，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力量有限，还没有出现在家族实力与社会声望诸方面都足以号召乡邦的名门与名士，所以在天下动荡之际，才会附翼在外来武士项氏叔侄的旗号下，任其调遣，唯恐顺之而不及。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江南的社会状况时说“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说明江南地区在整体上仍很落后，社会分化尚不明显。
    当然，仔细考察当时江南的文化发展史，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江南土著士人的活动，特别是西汉统一后，一些南士入仕朝廷，这隐隐约约地表露出江南地区的土著“豪杰”在文化积累上的历史印迹。较早以文化显名的江南土著当属吴地严氏，严氏本姓庄氏，因避东汉明帝讳改，在西汉前期连续出现了严忌、严助、严忽奇等文士。严忌先后与邹阳、枚乘等游历吴王、梁王幕，“皆以文辩著名”（《汉书·邹阳传》）。时人称忌为“庄夫子”，颇有声名。严助，《汉书》卷64有传，载其或为严忌子，或为“族家子”，因举贤良、善对策而得汉武帝宠信，成为武帝“中官”中最为“先进”的人物。关于其家族情况，他有一次对汉武帝说：“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所谓“友婿”，据颜师古注乃为“同门之婿”。这表明严助家境窘迫。严忽奇，也为武帝“中官”，“并在左右”。《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赋十一篇，颜师古注云：“《七略》云：‘忽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严氏有三人显名西汉前期，皆有文辞，说明这个家族在宗族内已有了一套教育机制。从严助与武帝对策中常引用《春秋》等儒学经籍看，他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他们总的说来，是以文章、辞赋而显名的。在严助因祸被诛后，严氏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这个宗族还存在，直到西晋时，人们谈起江东“旧家”，仍列有吴地严氏，（《世说新语·赏誉》）但数百年间并没有出现什么杰出的人物。严氏之所以中衰，除了严助之祸外，恐与其宗族文化特质有关。严助为“友婿富人所辱”，说明这个宗族尚未确立有效的宗法伦理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族崇尚文辞，这也是当时南方的地域文化特征，但随着经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以文辞入仕便受到鄙视。此外，文辞创作更需要才情与天赋，这与经学传衍的世代相承、后来居上不同，很难代代相传。与严助同时显名汉武帝朝的还有吴地的朱买臣，《汉书》卷64有传。他的家境似比之严助又差了一截。史载其“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后因随上计吏入京，得同乡严助引荐，为汉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悦之，命为中大夫，后亦因祸被诛。从上可见，朱买臣的“好读书”，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看不到任何家族文化背景的影子。而且从其妻“羞之”的记载推测，当时吴地风尚并不崇文，严助的情况也可证此点。正因为如此，朱买臣之后吴地没有出现一个尚文的朱氏宗族人物。尽管有一种说法说东吴时期崛起的吴“四姓”之一的朱氏与朱买臣有关，但这一朱氏以“武”显，并非文化士族，且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确实的世系传承的依据。由上文考证可知，在秦、西汉前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在总体上仍比较落后，社会发展尚不充分，还没有大量的培育豪强大族的条件，只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豪杰”。降及西汉，在这些地方宗族中出现了几个以辞赋显名的文士，但并没有形成可以世代承传的家族文化传统，当然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世家大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