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吴时期江东大族的全面得势及其门阀化
    东吴时期是江东大族发展的黄金时期。汉末政衰，王纲解纽，天下分裂。孙氏父子据有江东，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关于孙吴政权之性质，陈寅恪先生早有论断：孙氏之建国乃由江淮地域之强宗大族因汉末之挠乱，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而组织之政权。故其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于地方豪族之手。……[6]就东吴历史的一般情况而言，确实如此。 但若就孙氏兄弟与江东土著大族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有一个由对立到结合的复杂的变化过程。孙策立国江东及孙权继立之初，他们与江东土著儒学世族曾有过激烈的冲突与对抗，他们依靠淮泗军、政势力的支持，对江东大族采取了野蛮的诛杀政策，旧史上所谓“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三国志·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傅子》），说的都是这件事。对此，田余庆先生已有精湛的考证，可以看到当时江东盛氏、周氏等不少名门大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而虞氏、魏氏、陆氏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7]追究江东大族与孙氏兄弟间冲突的根源，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关键在于双方阶级观念与文化意识的差别。这一局面直到孙权亲政后才逐渐调整、改善，既往的“诛其英豪”的政策得到改变。此后，孙吴政权虽然实现了所谓的“江东化”，军、政大权主要归属江东大族人物控辖，但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有时还表现得相当激烈。
    不过，从双方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来看，其间的关系当然还是以合作为主的。从孙权来说，他要稳定在江东的统治，必须要寻求陆氏、顾氏等江东大姓人物的支持，而从江东大族方面来看，他们要发展其宗族的力量，在天下分裂大势基本确立之后，必然希望缓和与孙氏政权的对抗，所以他们的代表人物多进入孙氏幕中，推动了孙氏政权的“江东化”。大致在黄武年间，孙权先后启用陆逊掌握兵权、顾雍行使相权，分居文武朝班之首，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基本完成。
    在这一背景下，江南大族的政治、经济力量急剧膨胀，其中尤以吴地顾、陆、朱、张四姓为突出。以陆氏为例，《世说新语·规箴》载：
    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陆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人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惧，臣何敢言盛！”刘孝标注引《吴录》云：“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诛也。”这说明陆氏宗族之强大，连皇权也不得不有所惧惮。与此同时，东吴地方选举也基本上为江南大族控制，《三国志》卷56《朱治传》载治为吴郡太守，“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治率数年一遣诣王府，所遣数百人”。这里将“吴四姓”与“公族子弟”并举，可见江东大族子弟社会地位之高。他们正是凭借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垄断了地方的选举权力。
    与此相应，江东大族的经济利益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展。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田园，还占有数量惊人的部曲、佃客，孙吴政权推行的许多政策，比如赐田复客制、世袭领兵制等，都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现实利益。对此，仅举《抱朴子外篇·吴失》的一段记载便可以说明这一点：
    ……势利倾于邦郡，储积富乎公室。出饰翟黄之卫从，入游玉根之藻棁。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这样的记载甚多，充分说明了江东大族经济实力之强大。此外，东吴时期江东大族在婚姻、社交等社会文化活动中，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排他性。这虽与两晋时期典型的门阀制度相比尚不能完全划等号，但确实可以说当时江东大族已经初步门阀化了。
    然而，西晋灭吴打断了江南大族相对独立发展的进程，尽管晋武帝司马炎一度为了稳定江东局势，采纳了南人华谭的“先筹其人士”，“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轻其赋税”的建议（《晋书·华谭传》），对“吴之旧望，随才擢叙”（《晋书·晋武帝纪》）。但总的说来，吴人已沦为“亡国之余”，其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了。时人刘颂便上书直言：“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时湮替，同于编户。”（《晋书·刘颂传》）当时不少江东大族人物失去了仕进的机会，即使太康以后，陆机、陆云兄弟、顾荣等“南金”入洛求仕，但大多遭遇坎坷，不仅屡受北人的轻辱，而且“二陆”等还惨遭杀身之祸。顾荣虽未死，但也有朝不保夕之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任齐王主薄的境况说：“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晋书·顾荣传》）正因为如此，西晋之世，江东大族“屡作妖寇”，图谋兴复孙吴之旧，并在西晋末年支持陈敏之乱。[8]当然， 当时的历史形势已不可能再回到南北分治的历史旧局中去了，江东大族只有与北方文化士族合流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
    四、东晋南朝时期江东大族与侨姓士族的合作及其从属地位的确立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士庶纷纷南奔，并在江南重建东晋王朝。但是以司马睿、王导等代表的晋室王公和北方士族要在昔日敌国--东吴的辖境内创建新王朝，必须努力寻求江东大族的支持与合作。据载，司马睿初过江，“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晋书·王导传》），司马睿本人也常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的感觉。对此，王导建议司马睿“虚己倾心，以招俊乂”，他们主动拜访了江东大族代表顾荣、贺循、纪瞻等。顾荣等入司马睿幕，任散骑常侍，他大力举荐南士，如顾氏、陆氏、谢氏、贺氏、陶氏、甘氏、殷氏等，其中有些是自吴亡后始终丧失仕进机会而又重新步入仕途的南士。（《晋书·顾荣传》）东晋建立前后，贺循、纪瞻、陆玩、顾和、陆晔等江东大族代表，皆位至卿相，这是西晋时期所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王导又主动向陆玩求婚，并刻意习吴语，做出了种种姿态，可谓用心良苦，表示与南人亲善。比之西晋，南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南人代表与流亡的北方士族共同拥戴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汉族政权，与入主中原的五胡政权相抗衡。当然，由于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江南的所谓“武力强宗”一再兴事生乱，反对侨人政权。但以顾、陆、贺、纪等“文化士族”出于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坚定地维护侨、旧合作。这对华夏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从东晋王朝的总体政治格局看，其中枢权力始终掌握在侨姓大族的手中，江东大族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即便是在南人仕进比较顺利的元、明、成等东晋前期诸朝也是如此。据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统计东晋有尚书令15人，北人12人，南人3人；尚书仆射共30人， 南人仅占10人；吏部尚书共32人，北人占24人，南人有8人； 三公几乎清一色的北人，南人仅有个别人如陆玩侥幸点缀其间，还为北人讥笑倾危国家栋梁，又自嘲“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晋书·陆晔传附陆玩传》），其不自信竟如此。从以上数字比较，侨、旧士族强弱分明，南人仅为侨姓士族的政治配角。至于中央、地方的军事指挥大权，更是基本上为北人垄断，南人只有东晋初甘卓、戴若思、陶侃等少数人出镇地方，且一再受到排挤。江东大族的这种政治从属地位，一直持续到南朝仍无根本改观。尽管南朝时期侨姓士族日渐衰败，但仍压制南人，维持既往的侨、旧体制。如南齐高帝欲用吴人张绪为右仆射，侨姓代表王俭直言“南士由来少居此职”，坚决反对。当时褚渊在座，说：“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愤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南齐书·张绪传》）齐高帝无奈，只得弃张绪不用。从社会地位而言，南人也低人一等，如梁武帝时东魏降将侯景“请娶王、谢”，梁武帝应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愤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南史·贼臣·侯景传》）婚、宦二事是确立门阀地位高下的标志，当时的统治者极为重视。而在这方面，南朝时期江东大族显然处于侨姓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