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这一状况南人是有不满情绪的。早在东晋立国之前后，“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驾御吴人，吴人颇怨”（《晋书·周处传附周勰传》）。如义兴豪强周氏的代表人物周玘便以“中州士人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他图谋生事未成，死前谓其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晋书·周处传附周玘传》）周勰后来果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直到南朝，仕途不畅的南人仍义愤难平，只是他们已无法改变侨、旧格局，故怨怪当初顾荣等不应接引诸伧南渡。如南齐时乌程人丘灵鞠曾愤恨地说：“我应还江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看，顾荣等南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抛弃狭隘的乡邦意识，接引北入南渡，实我国历史上之大功臣。不过，丘灵鞠的牢骚仍有其“合理性”，它表达了南人对两汉、特别是东吴时期相对独立发展和全面得势的黄金岁月的一种怀念之情，更表达了对两晋以降南人政治与社会地位的相对失落的怨愤。所谓不平则鸣，说的正是这一道理。及至梁代，以吴兴沈氏为代表的江东大族在政治上似有所上升，但侨、旧体制并没有根本变化。至于侯景之乱后，整个高门阶层衰败不堪，江南腹地的被称为“岩穴洞主”的土著豪杰崛起，造成了南朝政治新的变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收稿日期：1999-12-01
    【参考文献】
    [1]方北辰。吴姓门阀士族形成试探[A].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历史分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106-117.
    [2]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何启民。中古南方门第--吴郡朱张顾陆四姓之比较研究[A].中古门第论集[C].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79-120.
    [4]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A].魏晋南北朝史拾遗[C].北京：中华书局，1983.25-52.
    [5]王永平。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J].江苏社会科学，1997，（2）：118-125.
    [6]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A].金明馆丛稿初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8-68.
    [7]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A].秦汉魏晋史探微[C]. 北京：中华书局，1993.244-275.
    [8]王永平。江东大族士人与陈敏之乱关系考实[J].江海学刊，1997，（1）：1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