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汉时期北方人士的南徙与江东儒学世族的形成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江南地方豪杰势力的日益壮大及北方学术文化风尚的南被，一些宗族正逐步向儒学世族转变，当然，这一成长过程是十分缓慢的。与此同时，不断有北方人士南徙，有的还是规模较大的家族式南迁，他们在儒学修养及宗族教育等方面，似乎比当地豪杰要优越一些，也更重视一些。因此，这些南徙大族在江东定居后，在宗族的繁衍、财富的积蓄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都超过了原来当地的豪杰。在汉魏之际兴起的所谓江南大姓，若追根溯源，主要是汉代南迁的移民。
    见于正史的这类移民宗族，较早的一例是汉武帝时期南徙的会稽郑氏。《汉书》卷70《郑吉传》载吉为会稽山阴人，宣帝时期为西域都护。又据《后汉书》卷33《郑弘传》，吉为弘从祖。同书注引谢承《后汉书》云：“（弘）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长子吉，云中都尉、西域都护；中子兖州刺史；少子举孝廉，理剧东部侯也。”郑弘在东汉明、章时期颇有声名，历任尚书令、侍中、太尉等，这与其祖辈任武职大有不同，这表明郑氏入籍会稽仅三代，已完成了由崇武到尚文的转变。又据《后汉书·王充传》及《论衡·自纪篇》，王充家族本魏郡元城人，祖辈“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后又因以武犯人，徙至上虞。这说明王充先世是因封侯入籍会稽的，家本崇武，到东汉前期王充时才转而尚文，入洛游学。
    两汉之际，中原一度大乱，南迁北人之数量与质量都大有提高。从正史记载看，有些避难之士后来留居江东。《晋书·儒林·范平传》，范平，吴郡钱塘人，“其先铚侯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至范平时，“研览坟素，遍该百氏”，成为著名的经师，并仕于东吴。又据《元和姓纂》卷5，叙丘氏时列扶风一望， “汉平帝时丘俊持节安抚江淮，属王莽篡位，后俊遂于江左居吴兴”。这说明吴兴丘氏是避王莽祸而居江东的。吴兴沈氏是显赫东晋南朝的江东“武力强宗”之一，据沈约《宋书·自纪篇》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沈氏先祖靖，西汉末为济阴太守，避新莽之祸而“隐居桐柏山”，其子戎徙居会稽之乌程。不过，沈氏一直崇尚武力，直到南朝后期沈约的时代才转为“文化世族”。及至东汉，由于江南的进一步开发，迁徙江东的北士数量更多，其中尤以因任职、封侯南迁者为重要。如《后汉书》卷38《杨璇传》，璇，会稽乌伤人，“高祖父茂，本河东人，从光武征伐，为威寇将军，封乌伤新阳乡侯。建武中就国，传封三世，有罪国除，因而家焉。”当然，由于其他原因迁移的例证也不乏记述。至于东汉后期避祸南徙的北方人士，这已逸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故不赘。
    由以上考述可见，在正史资料中确实可以描绘出一条自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北方人士南徙的清晰线索。从各族的发展过程看，大多是先世以武力显，后世转而尚文，这是一个规律性现象。当然，进入正史记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一定表明他们是南徙北人中最有代表性或发展最充分的家族。其实，有些南徙北人虽然短时间内并没有出现什么显名一时的人物，但在家族势力的积累，特别是在儒学文化的教养诸方面，进行着不断的努力，及至东汉中晚之世，这一类儒学世族生机勃发，成为江东地域社会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人们熟知的所谓吴“四姓”--顾、陆、朱、张，会稽“四姓”--虞、贺、孔、魏等也大多如此。如会稽虞氏，《元和姓纂》卷2“虞氏条”曰：“秦有虞香。 香十四代孙意，自东郡徙余姚，五代孙歆。歆生翻。”虞翻显名东汉之末，仕于吴，为虞香二十世孙，虞意为翻六世祖，以此推断，虞氏当在东汉中前期迁入会稽余姚。又据《三国志》卷57《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翻上《周易注奏》，虞氏在江东很快转化为儒学世族：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会稽贺氏也如此。《晋书》卷68《贺循传》：
    贺循……会稽山阴人也，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循少玩篇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庆氏是如何迁入江东的呢？《元和姓纂》卷9 “贺氏条”曰：“齐公族庆父之后庆克生庆封，以罪奔吴，汉末徙居山阴。后汉庆仪为汝阴令。……（仪）曾孙纯，避汉安帝父讳，始改贺氏。”由此可见，贺氏当在西汉末迁入吴，东汉中后期再迁入会稽，世代以礼学相承。虞、贺二氏是会稽郡最显赫之儒学世族，有一定的代表性。
    吴地最显赫之家族当属陆氏。关于陆氏的来源，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战国时齐国大夫陆发有二子：万、皋，“皋生邕，邕生汉太中大夫贾。万生烈，字伯元，吴令，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丧，葬于胥屏亭，子孙遂为吴郡吴县人。”这是说吴地陆氏与西汉初名臣陆贾同族。另据《元和姓纂》卷10“陆氏条”，则称“汉太中大夫陆贾子孙过江”，《史记》、《汉书》陆贾本传皆载贾为“楚人”。战国末江东一带曾为楚国辖地，故疑贾即为吴地人。若依此推论，陆氏当在西汉以前已迁入江东，故陆氏宗族根基深厚，至东汉时已称为“世为族姓”（《后汉书·陆续传》）、“世江东大族”（《三国志·陆逊传》）。
    朱氏，据《元和姓纂》卷2“朱氏条”述吴地朱氏来源说， “汉功臣有都昌侯朱轸，轸至买臣，会稽太守”。这是说吴地朱氏是在汉初因功受封而来。又据《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卷6 “朱姓部”引《苏州府志·氏族谱》所载：“朱氏大盛有九族，吴郡居其一。郡之穹窿山有朱氏墓碣，字已漫灭，其可读者云：‘……一十六世四百二十九年居下邳。自平始三年避地，至会昌壬戌凡八百四十二年籍于吴。’此唐时子孙追述其先过江岁月也。”方北辰先生考证，由于此碑“字已漫灭”，因而误释。实际上所谓“平始三年”，当为西汉末年平帝“元始元年”，由唐武宗会昌壬戌回推842年，正好是汉平帝元始元年， 这说明“朱氏由下邳移居吴郡是在西汉末”[1]。由上述， 吴地朱氏南徙时间有二说：一是西汉初，一是西汉末。
    张氏，按《宋书》卷53《张茂度传》，茂度“吴郡吴人，张良后也，……良七世孙为长沙太守，始迁于吴”。这说明吴地张氏乃张良之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张）良字子房，汉留文成侯。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大司马金。金生阳陵公乘千秋，字历雅。千秋生嵩。嵩五子：壮、赞、彭、睦、述。……吴郡张氏本出于嵩第四子睦，字选公，后汉蜀郡太守，始居吴郡。”又《文士传》载：“留侯七世孙张赞，字子卿，初居吴县相人里。时人谚曰：‘相里张，多贤良，积善应，子孙昌。’”（《太平御览·人事部》一三七“谚”条引）这三处记载都肯定吴郡张氏乃张良七世孙迁移而来。至于七世孙是张睦，还是张缵，记述不一。程章灿先生按文献学的标准，以为《文士传》最早，《宋书》次之，而《新唐书》最晚，故推论张缵为长沙太守，始迁吴，[2]（p.90）时间当在东汉前期。
    吴“四姓”中，只有顾氏为汉代以前定居江东的土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士传》：“（顾）荣，字彦先，吴郡人。其先越王勾践之支庶，封于顾邑，子孙遂氏焉，世为吴著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云：“顾氏出自己姓。顾伯，夏、商侯国也。子孙以国为氏，初居会稽。”这说明顾氏自见诸史籍以来便已著籍江东了。
    通过以上对会稽、吴郡二地具有代表性的世家大族来源的考证，他们大多是在东汉中期以前由北方迁入江南的。就吴“四姓”而言，正如台湾学者何启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可以知道顾氏以外的其他三姓，不是南方的土著，而是外来的。陆氏、朱氏在汉初，张氏在东京，从北方迁于吴郡，从此遂为吴郡人。”[3]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与东汉末特别是东晋以后大量迁徙江南的北方大族相比，陆、张、虞、贺等江东大族也是移民，只是早来了数百年而已。不过，由于这些家族在中古历史开始时，即东汉中期以前皆已著籍江东，故被称之为江东土著，以区别于永嘉之乱后南迁的侨姓士族。在古代社会，士人往往是学术文化的主要载体，世家大族的南移必然会带来儒学文化的南播。在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繁衍过程中，这些宗族人口不断增长，普遍建立起庞大的田园，并且形成了乡里宗法组织，进而建立起以宗族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族普遍重视宗族内的儒学教育，从而用儒家伦理来规范宗族子弟的言行，这使得这些世族子弟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某些优良的道德行为，久而久之，在这些大族内就形成了一定的“家风”和“家学”，以维持这些大族的地位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坠。以往人们谈论中古大族，对其政治、经济特权比较重视，而对世族文化风尚在大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似乎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实际上，在地方仅有经济与武装实力者，只能是“豪杰”，如果他们不能崇尚文化，那么，他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所谓“世族”，也不能得到封建王朝在仕进方面的优遇，因为汉代是以“通经致仕”为正途的。也可以说，汉代这种取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方大族崇尚儒学。反过来，这些通晓经术的大族子弟，必然得到入仕的优遇，“出仕州郡”，前举会稽虞氏、贺氏、吴郡陆氏等，皆是江东地区“通经致仕”的代表。正由于此，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冠族”、“族姓”。因此，所谓“冠族”、“衣冠”、“族姓”，其核心不仅仅在于其官宦和世代承袭，也不仅在其宗族庞大，而主要在于维系其宗族长盛不衰与提高其宗族社会地位的家风与家学。对于东汉江南地方文化世族的出现，唐长孺先生早有明示：“江南地区从东汉以来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虽然较之中原还相对落后。同中原一样，各郡都有大姓强宗。……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东汉二百年来培养了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名士，这些名士多半是由社会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大姓中产生的。会稽虞氏自零陵太守光至玄孙翻五世传《易》。会稽贺氏世传礼学。有名的党人名士，被列为八俊之一的魏朗是会稽人。吴郡陆氏是‘世江东大族’，自东汉陆闳至汉末陆康，有好几个名士、达官。吴郡顾氏，顺帝时顾奉官至颍川太守，是个名士。也有许多先世名位不见史传，但可以肯定是大姓的，如吴郡之朱、张、钱唐全氏、阳羡周氏、丹阳朱氏等，即使远郡桂阳也有谷朗那样的‘衣冠子弟’”[4]。
    确实，全面考察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的情况，他们在仕宦、文化业绩诸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先辈，不少人名闻遐迩，声震中原。而追究其出身，则大多来自那些“通经致仕”、“世仕州郡”的文化士族。这与汉代州郡大姓垄断地方选举的制度与风尚有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