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经世作用和科学性，是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个基本立足点。建国以来的历史表明，凡是两者关系处理较好的时期，历史学就趋向兴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或破坏。可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把握两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史学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近十年来，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如何发挥现代史学社会功能的问题再度激起人们争议。这有力地启示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一
    我国当代史学的经世观，是在“五四”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同时也是对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在探讨现代史学的社会功能时，先对传统史学的经世观作一些追溯和分析，也许不无益处。
    “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悠久传统。远在3000多年前，西周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声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①，希望从前朝兴亡中吸取教训，以利巩固自己的统治。至孔子笔削《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学之经世意义益彰然于世。司马迁作《史记》，便志在继《春秋》之意，“上明三五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②此后，历代史家对此皆有所阐发。如北宋曾巩有言：“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③清王夫之认为：“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着，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④从旧史家的有关论述看，传统史学的经世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以史为鉴。其借鉴之法，大致不出二类。其一，从类似的历史事变中求得借鉴，以明何者当法，何者当戒。如西汉贾谊《过秦论》所说的“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李唐王朝之所谓“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以及吴竞在《贞观政要》中提出的史书可使“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等，皆近乎这一类。其二，从前人历史活动中体察或抽象出处理人事之一般哲理以为借鉴。如北宋理学家程颐读史，每至一半，辄掩卷沉思，逆料其成败，遇己见与实际结局不合处，则重加反省，推究其所以然，以此历练思维判断与预测能力，提高临事应变之才。他说：“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学者，以其通于此而已。”⑤王夫之也认为，以史为鉴，应“设身于古之时势”，不仅要明其得失之故，且于“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⑥这种从方法论上去把握的借鉴法，较之于就事论事甚至按图索骥的比附，显然要高明得多。
    二是阐扬教化，充当伦理道德教育的工具。《国语·楚语》载申叔时论教太子，便主张“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相传孔子因见“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而修《春秋》⑦，目的也在通过褒贬达到正人心定名分的作用西汉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稳定和体制日趋法典化，史学的这一功用得到了进一步强调。东晋袁宏提出：“史传之兴也，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⑧，把维护“名教之本”--君臣父子人伦之序定为史学的根本职守。两宋的欧阳修和朱熹等人编史，更是悉力模拟《春秋》笔法，以阐发封建伦理纲常思想为事。直至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仍一再要求“史书之书，其所以有裨风教者”，“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旧史家倡导的褒忠贬奸、崇高气节、高揭道义，其意无不在此。
    三是通古今明变化，以资当世之用和推测方来。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郑樵的“会通之义”、“极古今之变”，章学诚所谓的“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都反映了这种愿望，即通过对历史发展的综合考察，明其“变通弛张之故”，并“于因革异同术其折衷”⑨，取为世用。应当说，这是传统史学中理论层次较高的一种历史认识论和经世观，古代史家中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
    传统史学的经世观，集中反映了古代史家勇于面对现实，积极干预时务的精神，也是数千年间中国史学得以久盛不衰的动力所在。但是，能不能就此而对主张“经世致用”的古代学者一概加以肯定，或者竟直接将此观念转化为现代史学功能观呢？显然不能。
    首先，这是因为，中国历代史家，无论进步与否，原则上都主张“经世致用”，即使是被人指为抛弃“经世”精神、钻进故纸堆的清乾嘉考史家，又何尝否定过此义？如钱大昕认为，“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⑩王鸣盛固然反对治史者“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但其本意仍在通过史实本身去求“法戒”，而非取消其“致用”功能，故又说“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11）所以，问题并不在是否赞成“经世”，而在于“经世”的具体内容和时代价值如何。比如，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史学以表彰民族气节、探讨国计民生、反对专制主义为“经世”，与清末封建顽固派曾廉通过改编《元史》宣扬名教纲常、反对变法和革命的“经世”就不可同日而语。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曾国藩于晚清同主“经世”，但林、龚、魏的政治和学术，主要表现为改革时弊和抵御外来侵略，而曾国藩的主要事业则是镇压农民起义，两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即如章学诚，许多人对其“经世”主张评价甚高，然细审其“经世”之方，则依然多是维护名教、扶翼世道之类的陈词，故也不能评价过高。
    非但如此，即使同是进步史家，其经世的眼界也有广狭之分。以传统史书中著名的“三通”为例：《通典》的作者杜佑是站在上层统治集团的立场来谈“经世”的，其关注的中心是“行教化而致治”，故书中最详的是能够直接体现“教化”精神的礼，篇幅几为全书三分之一，对食货、选举、职官、乐、兵、刑等的讨论，也无不围绕着这一目的展开，而对旧史天文、律历、五行、艺文等志内容，则以其非治道所急，皆弃之不取。郑樵撰《通志》的目的虽然也是为封建制度服务，但因其处于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地位，其“二十略”的历史考察面也就更广些，除了政治以外，还能注意到氏族、语言文字（六书、七音）、文化学术（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甚至“农圃野老”的生产实践知识和自然生物研究。可见他并未将“经世”局限于封建政治一隅。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编纂结构虽近于《通典》，但其身遭国变之通，由南宋相府公子降为一介亡国之士，既无意于仕途，又与社会下层有较多接触，故其“经世”，是站在在野封建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发论的。书中讨论各项制度时，不仅能注意到一些杜佑忽视的学校、经籍、象纬（天文）等问题，还往往从百姓生计着眼，提出了一些颇富人民性的思想，如对历代统治者虐民苛政的抨击，对封建政府利用各种税赋制度榨取民脂民膏的黑暗情状的揭露等，这种“为民请命”的精神，正是其经世观中的突出之点。显然，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就无法对他们的经世思想作出恰当评价，也无法正确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甚至会把某些消极的东西也保存起来。
    其次，传统史学的经世观，从总体上看还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即过分偏重于探讨和阐发封建“治道”，其重视人伦关系、彰善瘅恶、博古通今，莫不着眼于此。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儒家“六经”各有所用，而其中真正称得上是史书的《尚书》、《春秋》，作用便是“长于政”和“长于治人”（12）。东汉荀悦的《汉纪》，更明确提出以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五志”为修史规范，以“极为治之本，尽君臣之义”。此外，如杜佑《通典》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叙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曾巩所谓“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13），都反映了封建史学以“经世资治”为务的特点。这种观念，弊端是十分明显的，它使大部分史家习惯于只在政治史的狭隘天地里回旋驰突，并把封建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帝王将相视为历史的中心，而易忽略社会生产、文化、科技、民众生活与习俗等方面的记载和研究，以致出现了如梁启超所批评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则无可记载”的偏向（14）。
    传统史学经世观的这种倾向，有其很深的历史根源。一方面，从中国史学的发展渊源看，在西周之前的漫长形成阶段，它很早就是完全垄断在统治者手中的“官学”。汉文“史”之初意，本非谓历史或史书，乃指古代掌管祭祀、记事、典籍乃至政事的朝廷官员--史官。据记载，西周时国家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史官制度，其时“学在官府”，记载历史之事，固非民间所得问津。自孔子《春秋》出，一破官方垄断史学之局，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才出现了官私双轨并驰之势。但历代统治者并未因此放弃对私家修史的监视、控制和利用。从秦始皇下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15），到汉代的不许私作国史（16）和隋文帝“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7），直到清王朝大兴“史狱”以翦灭异己史学，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其时，不仅统治者直视史学为其政治的附属物，即一般士人，受此种观念的笼罩，也多习惯以著史为统治集团贡献治安之策。在这种情况下，史学便不能不依然表现出几分很强的“官学”气。
    另一方面，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知识结构看，史学也始终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古代，历史不只是教育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天子、诸侯也常在宫廷中接受史官的训戒，所谓“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18）。至于封建时代的一般官僚士大夫，其命运更与是否通经史联在一起。两汉取士重经术，经的内容本多与史有关。魏晋以后重文史。唐宋以降，史论又常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士子们谋出身，登仕途，皆须通晓史事。一旦为官从政，治民处事，亦多取鉴于史。这就使当时的治史、著史和读史与封建政治之间自然而然结成一种很深的“血缘”关系。史学在那个时代所以受到统治阶层的普遍重视，成为仅次于封建政治学--经学的显学，原因也就在此。
    由此可见，对传统史学的经世观，必须作一番认真的清理批判，明其所当弃取，方能正确地加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