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或作芸台），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①。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乾、嘉、道三朝，多次出任地方督抚、学政、充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拜体仁阁大学士。在长期仕途生涯中，阮元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不仅于宦迹所到之处，提倡经学，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而且自身勤奋不懈地钻研学问，撰写了大量著作，在经学、小学、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方面，都有相当造诣，成为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的殿军。研究阮元的学术思想，总结他的学术成就，探寻其学术活动，对于进一步弄清一代学术产生、发展过程，揭示乾嘉学派兴盛乃至衰亡的原因及其轨迹，或许是不无有益的。
    （一）
    乾嘉时期，是考据学日丽中天的时代。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运用考证归纳的治学方法，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训诂、校勘，乃至金石、地理、历算等各个学科，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阮元生逢其时，幼从其乡“特立独行之儒”乔椿龄、李道南二先生学，略通经史，涉猎百家。长与江藩、凌廷堪、焦循、孙星衍等学者交为益友，相互质疑辨难，“问学相长”。入京考中进士后，又得以向前辈大家王念孙、任大椿、邵晋涵等人“随事请问，捧手有所授”。②耳闻目睹，身体力行，阮元不仅奠定了坚实的汉学基础，而且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大大推广和发展了汉学家尤其是皖派学者的治学精神与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主张和治学风格。
    其一，尊汉抑宋。乾嘉汉学是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冲突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痛感宋明理学末流的空疏措大之弊，转而提倡读书，注重证据，强调实用，为清代学术另辟蹊径以来，胡渭、阎若璩继之而起，以大胆的怀疑精神和精细的考证，证明了《易经》的“河图”、“洛书”和《古文尚书》都是后世的伪作，有力地动摇了宋明理学赖以立论的基础。其后，惠栋进一步推而阐之，首先打出汉学的旗帜，极力主张恢复汉儒的训诂，以真正理解经书的本义。“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③汉代的经师经说，受到学者的普遍遵崇。阮元继承了汉学家这一传统，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中大力阐扬汉儒经说，而且进一步论证了汉学当尊的原因和必要性。他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盖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也”。④且“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⑤据此，阮元认为：“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⑥阮元治学，也经历了由宋而唐而汉的阶段，切身体会到汉儒经说较之后也流于空疏的宋明理学，更为接近经书的原义。他说：“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⑦因而，阮元十分重视汉儒经说，阐发经义，诂释圣言，大都“以晋为断，盖因汉晋以前尚未以二氏为训，所说皆在政治言行，不尚空言也”。⑧对汉代经师大儒，阮元也十分推崇，称赞郑玄、许慎诸人“引藏契乎孔、颜，微言绍乎游、夏”，⑨认为他们贯通经诂，集两汉学术之成，足为“天下师法”。在阮元以及诸多汉学家的大力提倡之下，乾嘉时期，汉学风靡一时，学术界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对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的研究，成为一时风气，“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⑩理学受到当时学者的普遍唾弃。阮元虽然较少直接批判理学的言论，但他却通过对经书字义的考释，证实了理学的空疏和虚妄。如著名的《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诸篇，阮元选择“仁”字这一“圣门最详切之事”，归纳了《论语》、《孟子》中所有论述“仁”的章节，指出：“诠解仁字，不必烦称远引，但举《曾子制言》篇‘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郑康成注‘读如相人偶之人’数语足以明之矣。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阮元以“仁”字此解近证《论语》、《孟子》之旨，远推诸经之义，“莫不相合而无相戾者”。据此，阮元认为：“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11）在此，阮元并没有长篇大论地驳斥宋儒之说，而只是通过平实的考证，阐释“仁”字的本义，从而揭穿了理学家以“博爱”谓仁，以“生生”解仁，甚至把“战胜己私”当作仁等各种臆说的谬妄。这也正是阮元治学的一贯风格，他始终主张：“孔子之道，当于实者、近者、庸者论之，则春秋时学问之道显然大明于世而不入于二氏之途。吾但举其是者而非者自见，不必多其辞说也”。（12）
    其二，实事求是。清代汉学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到转而强调“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过程。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高标汉帜，直接开启了一代学术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但他们过分尊信和固守汉儒经说，或今文、古文杂糅，精华糟粕不辨，或一味“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13）这种状况，实际上阻碍和窒息了汉学的进一步发展。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学者继起之后，治学主张求实求是，有力地矫正了吴派学者泥古、佞汉的墨守之弊，把清代汉学推向了发展的高峰。阮元承皖派学者之绪，在自己的治学实践中，十分强调实事求是，他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14）基于这种客观求实的态度，阮元明确指出，先儒注疏“亦有是有非”，学者应善于“推求寻览”，不可一味盲从。他说：“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15）对当时敢于纠正先儒注疏谬误的学者，阮元尤为赞赏和推崇。焦循深研《易》学，“其书往往异于先儒之旧，学侣或致疑焉”。阮元则认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他还举例说：“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说经者也。其说《考工》戈、戟、钟、磬等篇，率皆与郑注相违，而证之于古器之仅存者无有不合，通儒硕学咸以为不刊之论，未闻以违注见讥。”针对某些学者的佞古墨守之弊，阮元大声疾呼：“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夫不从传注，凭臆空谈之弊，近人类能言之，而株守传注，曲为附会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16）
    其三，折衷汉宋。清代中叶学术界，汉学方兴未艾，学者靡然向风。但是，汉学在发展到全盛的同时，也日益显露出它的弊端。一些学者严立汉宋之分，认为二者“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因而“仅取汉人传注之一名一物而辗转考证之”，（17）“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18）使汉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小，路子也越走越窄。对此，一些有识见的学者，从戴震、汪中到凌廷堪、焦循，都极力强调并努力实践汉学家“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宗旨，试图补偏救弊。阮元受其影响。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他以《周礼》师、儒之分来涵盖汉宋之别，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因而他既反对“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的倾向，也不赞成“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弊端，而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对此，阮元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比喻，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19）基于这样看法，阮元在国史馆撰写《儒林传》时，即主张将“理学各家与经学并重，一同并列，不必分歧，致有轩轾”。（20）在广东立学海堂，也力主士子“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21），注重兼收并蓄，不主一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阮元更是身体力行，力图通过古书的声音文字训诂，来究明经义原解，探寻圣人之道，从而成为乾嘉学派最后一位既有相当学术成就，又有一定思想主张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