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籍纂诂》是阮元主持编纂的一部总汇经书传注文字训诂的专著。清代汉学兴起之后，声音文字训诂被视为明经达道的唯一途径，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但文字训诂散见于各书传注，搜辑钩稽十分不易，给学者从事研究造成不便。因此，早在阮元之前，戴震就曾倡议汇纂诸书诂训，朱筠任安徽学政时也有志于此，但都未能实现。阮元供职内廷时，也曾“日与阳湖孙渊如、大兴朱少白、桐城马鲁陈相约分纂，钞撮群经，未及半而中辍”（63）。嘉庆初年，阮元任职浙江学政，遂利用公务之暇，亲自拟定凡例，“择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门编录，以教授归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进臧在东专司校勘”，（64）纂成《经籍纂诂》一百六卷。全书“以字为经，以韵为纬，取汉至唐说经之书八十六种，条分而缕析之”（65），凡经书史籍本文诂训，传注文字读音、释义及假借等等，均网罗殆尽，并据《佩文韵府》，按韵编排，各韵自为一卷。如有“《佩文韵府》未载之字，据《广韵》补录，《广韵》所无，据《集韵》补录”（66），力求全备无遗。每字之下，先“以本义前列，其引伸之义，展转相训者次之，名物、象数又次之”。引用诸经，则仿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先《易》、《书》、《诗》，次《周礼》、《仪礼》、《礼记》，次《左氏》、《公羊》、《谷梁》，次《孝经》、《论语》等”（67），并旁及《史记》、《汉书》、《战国策》、《荀子》、《墨子》、《楚辞》、《文选》等诸多古代典籍。由于《经籍纂诂》汇集了古代经书传注乃至史部、子部、集部等许多重要典籍的文字训诂，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而受到了当时学者的普遍称赞。王引之称该书“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所谓握六艺之钤键，廓九流之潭奥者矣”（68）。钱大昕则认为“此书出而穷径之彦焯然有所遵循，向壁虚造之辈不得滕其说以衒世，学术正而士习端，其必由是矣”（69），确实道出了《经籍纂诂》一书的作用及其意义。
    《皇清经解》一书，则是清代前期经学研究成果的汇刻本。儒学自汉代确立其独尊地位以来，历代都有学者对儒家经籍进行注释、疏解，唐代敕撰《五经正义》，宋代合刊《十三经注疏》。元明时期，经学衰微，学者空谈心性，鲜有发明。清代汉学兴起，一洗前代空疏陋习，经学研究进入全盛阶段，“有证注疏之疏失者，有发注疏所未发者，亦有与古今人各执一说以待后人之折衷者”（70）。前代学者的注经解经之作，大多囊括于《十三经注疏》之中，或见于康熙年间《通志堂经解》汇刻本，唯独清代学者的经学研究成果，尚未能汇成一书。道光初年，阮元在广东立学海堂，以经学提倡士子，深感本朝经学著述散见各处，不仅不利于士子研究、治学，而且日久还有散佚之虞。因而他决意搜辑本朝学者有价值的解经之作，汇刻成一部大书。为此，阮元拿出自己的所有珍藏，并亲自“发凡起例、酌定去取”，委托其门生夏修恕、严杰等人进一步广为搜罗，按例编辑。凡本朝学者解经专书，甚至散见于各家文集、杂著中的有关篇章，都尽可能包罗无遗，从中择其有价值者，按作者年代先后顺序编排。前后历经四年，终于汇刊成《皇清经解》一书，共收七十三家，一百八十三种著作，计一千四百卷。清代前期经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如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胡渭《易图明辨》、惠栋《九经古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等，基本囊括其中，尽管由于其后阮元调任他处，主持编纂的学者别择不精，其中收有一些金石、历算方面的著述，甚至杂有少数纯粹抄撮经义，无所发明之作，如孙志祖的《读书脞录》、严杰的《经义丛钞》等，但瑕不掩瑜，《皇清经解》仍然堪称清代前期经学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不仅当地学者“以此为注疏后之大观，实事求是，即各省儒林亦同此披览，益见平实精详矣”（71）。清代末年，王先谦任江苏学政，即“奏设书局，仿阮元《皇清经解》例，刊刻《续经解》一千四百三十卷”（72）二书遂成为总括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精华的重要汇编本，同时也为后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综观阮元的学术思想、成就及其学术活动，可以说，处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社会危机和学术变化的前夜，阮元的主要功绩在于总结过去，而不是开启未来。他以具有一定深度的学术思想和多方面的学术造诣，奠定了其在清代中叶学术界的地位，当之无愧地成为乾嘉学派的强有力殿军。特别是他凭借学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条件，积极致力于各种学术活动，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促成了一代学术繁荣鼎盛的局面。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73），确非过誉之辞。但是，阮元的学术实践，既是对清代汉学的总结，也反映了一代学术的局限。他遵循汉学家的学术宗旨和治学途经，努力由文字音韵训诂等基本功夫入手，来究明经义原解，探寻圣人之道，试图“以六经孔孟之学，还之六经孔孟”（74）。在一定意义上，阮元确实接近或达到了经书字义训释的真实。然而这些一字一义的训释考证，就象散落一地的珠玑，阮元无法也不可能把它们贯穿起来，重新组合或建立起象理学那样庞大的思想体系。因为一个过分强调“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局限于古代典籍的研究，“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75）的学派，是很难在理论思想上有大的创造发明的。正是汉学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当政治安定，社会升平之时，它能够获取丰足的养料蓬勃发展；一旦情势发生变化，社会出现危机，它就难以适应社会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了。就此而言，阮元的学术实际上也标志了清代汉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