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乾、嘉、道年间，阮元不仅以其在经学、小学、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等各方面的湛深研究和独特贡献闻名于时，而且凭藉学者、官吏一身二任的有利条件，努力提倡学术，奖掖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大大推动了汉学乃至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1.提倡学术，奖掖人才。
    阮元在任职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期间，先后在浙江、广东两地创办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培养学术研究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处所和有利的条件。诂经精舍创建于嘉庆五年（1800）。此前阮元任浙江学政时，曾“聚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经籍纂诂》百有八卷”。至嘉庆五年巡抚浙江，“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勗新知也”（50）。阮元除亲自授课外，还请来著名学者孙星衍、王昶“先后主讲席其中”，授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观其识，不用扃试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讲议，服物典章，辨难同异，以附古人教学藏修息游之旨”（51）。为了鼓励诸生向学，扩大学术影响，阮元还选择师生平日讲经论史佳作，辑成《诂经精舍文集》，刊刻行世。在阮元的大力提倡之下，精舍士子纷纷致力于学术研究，或通经，或治史，或精研天算，或擅长地理，“至十年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显，入玉堂，进枢密，出则建节而试士，其余登甲科举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东南人才之盛，莫与为比”（52），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其后，阮元调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目睹“边省少所师承，制举之外，求其淹通诸经注疏及诸史传者，屈指可数”，“州郡书院，止以制艺试帖与诸生衡得失，而士子习经，亦但取其有涉制艺者，简炼以为揣摩”（53）的空疏陋习，首“倡学海堂课，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54）。道光四年（1824），又仿浙江诂经精舍之例，于广州城北粤秀山麓茂林古木之中，辟地建堂，取汉何休“学海”之义，称之为学海堂，“欲粤士无忘初志，学于古训而有获耳”（55）。堂建成后，当地“修学好古，读书砺行者，皆藏修息游于此”（56），师生讲经论史，考文析字，凡有佳作，亦仿《诂经精舍文集》之例，辑成《学海堂集》刊行。一时间，士习蒸蒸日上，当地学风为之一变。
    兴学教士而外，阮元还十分注重奖掖后进，振拔人才。“督学时，士有一艺之长，无不奖励。能解经义及工古今体诗者，必擢至于前。总裁会士，合校二三场文策，积学之士，多从此出”（57）。如精通经学的张惠言，长于小学的王引之，深研天文算学的罗士琳，精于金石的李遇孙，擅长目录学的周中孚，熟于诗古文辞的张维屏等等，都出自阮元门下，或曾入诂经精舍、学海堂研习。他们济济一堂，各以其学识造诣，共同促成了清代中叶学术文化繁荣鼎盛的局面。
    2.整理典籍，刊刻图书。
    在长期的仕途生涯中，阮元除自身不懈地从事研究而外，还时刻以提倡学术，繁荣文化为己任，大力提倡整理典籍，刊刻图书。他亲自参予并主持编纂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和《皇清经解》三部大书，既反映了当时经学、小学、校勘学领域的成就，也囊括了清代前期经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十三经注疏》暨《校勘记》是阮元较早撰写并主持编刻的经书注疏合刻本。我国经书的最早刻版出现于后唐长兴三年（931），至宋代，各种刻本逐渐增多，其中流传较为广泛的当推南宋时期合刻的附有释音注疏的十行本。自此而后，相继有明嘉靖年间用十行本重刻的闽板，万历年间用闽板重刻的监板，崇祯年间用监板重刻的汲古阁毛氏板流传。各本辗转翻刻，讹谬百出，至清，通行各省书坊的只有汲古阁毛氏本，“此本漫漶不可识读，近人修补，更多讹舛”（58）。随着清代经学研究的盛行，学术界迫切需要一部比较完善的经书注疏本。在阮元之前，一些著名的学者已经对经书乃至诸子书作过不少考证、校勘、注释的工作，诸如惠栋的《周易述》、戴震的《毛郑诗考证》、段玉裁的《周礼汉读考》、卢文弨《仪礼详校》和《群书拾补》等等，但尚未有总汇十三经注疏的校刻本。有鉴于此，阮元立志汇校群经，他凭借家藏宋本十一经的有利条件，又觅得所缺《仪礼》、《尔雅》二经的北宋单刻本，年青时便致力于“校理注疏，综核经义，于诸本之异同，见相沿之舛误，每多订正，尚未成书。”其后步入仕途，供职内廷，又藉分校太学石经的机会，“以唐石经及各宋板悉心校勘”（59），所校进一步详备。嘉庆二十年（1815），阮元出任江西巡抚，在当地官吏和士绅的大力协助下，阮元尽出家藏宋本各经，挑选精通经学，擅长校勘的学者数人，在自己多年来所撰校勘记基础上，进而广泛搜集汉、唐、宋石经以及宋元以后各版本，再次详加校勘，罗列异同，别白得失，辨证讹误。如《诗经》的校勘，所据版本及诸家校本就达十余种之多，其中经本有唐石经、南宋石经残本，经注本有孟蜀石经残本、宋小字本、重刻相台岳氏本，注疏本有十行本、闽本、明监本、汲古阁毛氏本。此外，还参校了唐宋以来诸家校本，如陆德明《毛诗音义》、山井鼎《考文毛诗》、浦镗《毛诗注疏正误》、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惠栋《毛诗古义》、戴震《毛郑诗考正》、段玉裁《校定毛诗》并《诗经小学》等。在广校众本，考文析字的基础上，再由阮元最后加以审定。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撰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附《孟子音义校勘记》一卷、《释文校勘记》二十五卷。与此同时，还以宋版为底本，重刊《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并附录《校勘记》，“为书乃一千八百一十叶”（60）。鉴于明末以来学者好以臆见私改古书的空疏之习，阮元在主持校刻时，“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61）但由于该书开雕不久，阮元即调任他处，继其事者急于求成，校对不精，致使“其中错字甚多，有监本、毛本不错而今反错者”，所附《校勘记》“去取亦不尽善”（62）。因而该书刊成后，一些学者陆续有纠谬补遗之作。道光六年（1826），江西书局据部分学者的校记，改正了原版的一些讹误，重印行世。自此而后，该书广泛传播，成为学者读书治经的必备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