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阮元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淹贯群书，长于考证”，（22）在经学、小学、金石、书画乃至天文历算等各个领域，都有比较精深的研究，并通过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理想。
    在经学方面，阮元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努力通过声音文字训诂，来阐释经书原义原解，比较成功地实践了自惠栋、戴霞以来汉学家始终倡导的由文字音训以明经达道的治学宗旨。阮元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就圣贤之言而训之，或有误焉，圣贤之道亦误矣”。（23）因而阮元特别注重从文字训诂入手，来究明经书的真正涵义，《揅经室集》中诸多说经之文，就是他这种努力的结晶。如对《礼记·大学》篇中格物致知的解释，阮元指出：“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国天下之事，即止于五伦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义，即有止意，履而至止于其地，圣贤实践之道也。凡经传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奸’、‘格于艺祖’、‘神之格思’、‘孝友时格’、‘暴风来格’，及古钟鼎文‘格于太庙’、‘格于太室’之类，皆训为至。”据此，阮元认为：“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谓也。凡家国天下五伦之事，无不当以身亲至其处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贯者，行事也，即与格物同道也。曾子著书今存十篇，首篇即名‘立事’，立事即格物也。先儒论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虚义参之，似非圣人立言之本意。”特别是朱熹《大学集注》，虽然训“格”为“至”，训“物”为“事”，但却归结为“穷至事物之理”。阮元批评说：《集注》于“‘至’外增‘穷’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转折，变为‘穷理’二字，遂与实践迥别”，（24）事实上违背了“圣人立言之本意”。阮元通过这类文字训诂，不仅令人信服地阐释了经书的原义原解，澄清了后儒尤其是宋明以来儒者对经义的误解和歪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阐发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在著名的《性命古训》一篇中，阮元探究了“性”、“命”、“情”、“欲”等命题的本来涵义。他说：“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后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时，即以谐声，声亦意也”。既然“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有血气无心知非性也，有心知无血气非性也。血气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既有血气心知之性，即有九德、五典、五礼、七情、十义，故圣人作礼乐以节之，修道以教之。”“性”的涵义本来如此，“命”、“情”、“欲”亦皆与“性”密切相关。“性字包括于命字之内，”所谓“哲与愚，吉与凶，历年长短，皆命也。哲愚授于天为命，受于人为性。君子祈命而节性，尽性而知命。”“情”则“发于性，故《说文》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许氏之说，古训也。味色声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者也。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至于“欲”，亦“生于情，在性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惟佛教始言绝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绝欲，则举世无生人，禽兽繁矣”。（25）阮元还进一步指出：“性字最为浅近明实，自唐人以禅性为诗书之性，以性为灵明静觉当复其初，讳言食色而空言义理，自此而后，言性者愈深远而愈歧，愈虚高而愈晦矣”。（26）阮元对性、命、情、欲等命题的训释，虽然不可避免地杂糅有唯心主义的成份，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佛教主张捐弃七情六欲，清静出世，理学标榜“存天理，天人欲”等说教的虚妄和荒谬，并且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戴震的反理学思想十分接近。阮元就是这样通过平实通达的考证，在许多基本命题上恢复了经书的原貌。后世学者推崇阮元说经之文“其言质实明白，足以砭老佛之失，拯陆王之弊，信乎其为古训也”。（27）特别是其中《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诸篇，“卓识精裁，独出千古，固足俟圣人而不惑者也”，（28）确实反映了阮元在经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在小学方面，阮元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训诂。一方面在自己的研究中注重文字训诂，力求通过对文字的训释，弄清其本来的涵义，进而归纳出语言发展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则组织编纂训诂专书，为学者提供读书治经的津梁。清儒治经，首重文字训诂，阮元也不例外。他继承乾嘉学者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的训诂方法，注重因声求义，善于归纳引申，文字训诂多发前人所未发，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对“矢”字的训释：“开口直发其声曰施，重读之曰矢，施、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义。古人造从{K1C413.JPG}从也之施字。即从音义而生者也。《说文》：施，旗貌。旗有自此斜平而去之貌，故义为施舍。尸与施同音，故《礼记》：在床曰尸。人死平陈也。《左传》：荆尸而举。尸，陈也，即俗阵字也。《尔雅》曰：矢、雉、尸，陈也。平、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义也。尸或为侇，侇从夷，与尸音义皆相近。矢为弓弩之矢，象形字而义生于音，凡人引弓发矢未有不平引延陈而去止于彼者，此义即此音也。《左传》：公矢鱼于棠。《诗》：矢于牧野、无矢我陵、以矢其音、矢施不分，矢皆训陈。又人之所遗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义，故《史记·廉颇蔺相如传》曰：三遗矢矣。……雉，野鸡也，其飞形平直而去，每如矢矣，故古人名鸟之音与矢相近，且造一从佳从矢之字曰雉也”。（29）在此，阮元以声音为钤键，比较准确地阐释了矢以及与之音义相近的施、尸、侇、雉等字的涵义。对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涵义前后有所变化的文字，阮元也能以历史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如“仁”、“佞”二字，阮元指出，上古时期尚无此二字，至商周之间先有仁字，始见于《周礼·大司徒》：“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佞字从仁，其出现更在仁字之后。由于佞字从仁得声，因而其义与仁相近，“周之初尚有用仁字以寄佞义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仁、佞二字的涵义逐渐有了区别，仁指仁德，佞则指有口才，有才智，“古人每谦言不佞者，皆谦不高材不仁巧也”。其后，佞字又“全弃高材仁巧之美义而尽用口谄口给之恶义”，涵义由褒转而为贬，专指善于用花言巧语谄媚人而言了。据此，阮元认为：“解文字者，当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别观之”。（30）在训诂实践中，阮元还进一步总结概括出文字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所谓“言由音联，音在字前，联音以为言，造字以赴音，音简而字繁，得其简者以通之，此声韵文字训诂之要也”。（31）正是由于阮元充分认识到声音在文字训诂中的重要性，又具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因而文字训诂大多“旁推交通妙契微茫，尤有以开其门径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