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世纪初，随着史学近代化浪潮的兴起，传统史学的经世观受到了重新审视。资产阶级学者在猛烈批判封建史学的同时，就提出应改变旧史学注重为封建统治提供“资鉴”的陋习，要求编写“民史”、“社会文明史”、“人类资治通鉴”，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经济、文化、交通、美术、智力、宗教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之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19），皆在考察之列，使史学成为培养民族爱国主义、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及为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服务的文化手段。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试图以倡导学术独立的方式，使史学摆脱旧时代那种对封建政治的依附关系。如王国维在1904年便撰文说，中国古代的学者，无不欲兼为政治家，故其学往往“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旨（20），此种风气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并说“学术之发达，在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治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21）。这种观念，对于传统经世观固然是一种针砭和进步，但认为学术可以完全超脱社会政治，就不免是矫枉过正了，因为这终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事实上，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此起彼伏的救亡与革命运动如急浪排空，曾长期席卷一切，政治变革始终是全社会最为瞩目的首要中心任务。这种现实，使中国史学的政治学功能非但未有丝毫减弱，反而显得更为突出：其时各阶级阶层探讨现实政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乃至政治鼓动，无不发诸于史学；各种史学思潮与流派的兴衰，也多与政治派别的浮沉有关；至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的学术更与政治活动桴鼓相应，相得益彰。我国现代史学既承清末以来进步知识分子的时事忧患感，又有革命年代经历了一系列学术思想界重大论战和血与火的社会政治实践洗礼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斗争传统，故其经世意识尤为强烈。这一点，本应是我国当代史学发展的优势所在。但另一方面，这种历史渊源也易使人们产生某种错觉，即认为史学的社会功能已得到充分发挥，不必再依据形势的变化对其经世内容进行新的合理调整了。
    因此，建国以后，当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战争已经结束，特别是经过最初几年的政权建设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后，社会需要史学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心态建设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功能时，我们的史学却依然顺着民主革命年代形成的习惯思路，未作出比较明显的职能转变，而是继续强调“为政治和阶级斗争现实服务”的口号，在相当程度上将历史研究的主题牢牢框定在政治领域或与政治直接相关的角度；对于生产技术史、科技史、社会风俗史等却很少涉足；广角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则因某种历史原因，竟至绝响几十年。这种治史方针，还不恰当地夸大了史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综观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历史学总是一马当先，在其中充当着特殊角色。尤其是在“文革”的发难之役《海瑞罢官》讨论和“文革”中大搞政治阴谋的“评法批儒”中，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历史学更被引向了极端，成为胡乱比附、含沙射影的庸俗政治工具，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其本身的科学性和社会信誉。
    在经历了这些曲折后，我国当代史学的功能才开始了比较自觉的自我调整。近年来，随着史学观念的逐步更新，人们普遍认识到，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除了可以服务于政治以外，还可以而且应该面对全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历史研究的范围和角度由此已不再集矢于政治问题，而是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城市史、人口史、交通史、工艺史、风俗史等各方面都作了新的拓展。但这仅仅是一个好的开端。要真正改变中国史学几千年来过分偏重于政治功用的积习，使之依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形成合理的功能机制，还必须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认真的探索。就当前看，在观念上就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攀比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倾向。比如，有人主张仿效自然科学，将史学划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两部分。前者“纯以记述和认识历史为目的”，不带史学以外的直接社会功利性；后者则是“带着为社会现实服务的直接目的”去从事研究。此种主张，用意虽好，但并不符合历史学的实际。因为这里的“基础”和“应用”划分完全是人为的。缺乏明确的客观界标。就其本身的研究方法、过程、内容乃至结果和影响讲，两者并无区别，不同的仅是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在这方面，两者也有一致之处，即在正常情况下，都承认以弄清史实为其基本目标）。事实上，历史研究的成果能否施诸应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客观效应，而非主观愿望。研究者的出发点虽有求应用与单纯求真之区别，但如都遵循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对同一课题的研究完全可能取得相同的成果和同等的应用价值。而同样的成果，既可为一些人应用于社会现实，也可被束之高阁。何况过去被认为是“基础”的研究，现在或将来却可能成为“应用”的东西，如对洪秀全有无胡子的考证，当初研究者可能并无“应用”的奢望，但对今日拍摄太平天国的影视剧或铸建洪秀全纪念像来讲，就是一项“应用”性研究。反之，“应用”性研究，也会因时势变迁而成为“基础”性知识。因此，在历史学领域，我们固然应提倡尽量选择有社会意义的研究课题，但在理论上，却不宜对其学科内部作这类牵强的分科。此外，“应用史学”的提法还易使人们对史学的功能产生误解，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完全划上等号，对史学直接干预现实的作用抱有不恰当期望，一旦发现这种期望难以兑现，又会因失望而走向反面，为“史学无用论”提供消极的市场。
    还有的人，“经世”心切，希望史学在社会功能上完全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看齐。这种观念，同样不切实际。史学虽亦属社会科学，但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毕竟有所不同。后者的研究对象本来就以社会现实为主，故其“经世”作用往往显得较为直接和富有实际感，易被一般人理解和承认。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过去的社会生活，除了当代史和某些特殊专题的研究可以较直接地触及现实外，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似乎要比其他社会科学“慢半拍”，且主要是间接和潜在的。这一点，似乎是历史学的“先天弱点”，但其中恰蕴含着它的长处，因为它对事物的研究往往是在某一过程大体完成之后的总体反思和分析，较之于那种对尚处演变状态事物的研究，往往更有整体感，也更为冷静和深刻。特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历史学特殊的思维方式，这主要是：（1）强调求真求实。（2）注重事物的贯通性理解和变化趋向，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起点层次较高。（3）视野开阔，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知识，具有综合性学科的特点。这既为它与其他各学科的相互沟通提供了便利的内在条件，也使它较某些专重一个方向研究的学科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借鉴与参照意义。
    因此，调整当代史学的社会功能，不仅要注意吸取其他学科的长处，更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特点，扬长避短，方能奏效。
    问题之二，是对史学在参与现代人的知识构成、提高其整体文化素质方面的作用，事实上缺乏足够的重视。谈到史学的社会功用，人们往往对其在探知社会发展规律、培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操，以及为国家的宏观战略决策提供依据和充当各级党政领导的参谋等方面，认识比较一致，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于史学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公众的日常处事方式和切身利益，则很少具体探讨，即使涉及，也较抽象简单，远不足以引起一般群众的注意。其实，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历史学能否得到广泛的社会理解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其功能的重要环节。目前，在不少人心目中，历史不过是一部老皇历。因为虽然在中国古代，由于社会长期在同一形态中演进，在社会性质和文化大背景不变的状态下，类似的历史现象反复出现，使借鉴史学一度大为盛行。但现代以来，社会变化日趋迅猛，历史已很难说有多少实际借鉴作用。这种看法，至少是一种误解。我们所提倡的借鉴，并非前文论及的就事论事式的比附，而是通过具体历史事件或人物去吸取社会人生和哲理。正如李大钊所说的：“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第一，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且能借助“研究过去，解喻人生，以期获得一种哲学的明慧，去照澈人生经过的道路……扩大他们对于过去的同情，促进他们的合理的生活”（22）。历史中包含着前人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它对于任何时代的人都是一笔可观的精神财富，只要理解和把握得好，人们不仅可间接获得各类知识和社会阅历，还能大大提高从事政治文化、生产经营、人际交往活动及应付各种复杂事变的能力，增加成功的机会或少走弯路。所以，美国学者小塞缪尔·F ·韦尔斯认为：史学家比律师、记者和系统分析家更有资格参预、预测事态的发展趋势，他们有正真观察社会内部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和经验（23）。
    当然，要使这一点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不单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宣传，更主要的是应依据社会公众的文化心理特点，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实践上下功夫，把目前以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主的通俗史书逐步引向更高的层次--注重哲理阐发和启迪智慧的角度，使人们在阅读这类史书的同时，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对提高自己的思维判断及社会活动能力、培养健全的现代社会人物、开阔胸襟和陶冶修养有明显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充分发挥现代史学在提高人的文化素养、促进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的潜在功能，并从根本上改善时下历史学被社会相对冷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