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学的经世作用和科学性，两者的关系理应达到辩证的统一，后者可为前者提供踏实可靠的依据；前者则为后者提供用武之地和现实驱动力，任何以牺牲科学性为代价的“经世”或从另一极端否认史学社会功能的观念都是不足取的。
    由于“文革”中的影射史学以实用主义的手法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不少人至今“谈虎色变”，担心过多地强调史学的经世意识，难免会助长主观武断成分，而削弱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这种看法，实际是把两者的关系对立起来了。事实上，怀有经世意识的史学家，只要在研究过程中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完全可以在求真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贯注着强烈的经世精神，而且在史料考证取舍和记事的严谨性方面，无疑也可列入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流的史著之中而与世长存。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反之，不求“经世”的研究，也并不能保证其成果一定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可是，决不能把历史研究中积极的经世意识和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混为一谈。
    当然，不可否认，在史学界也确实存在着某种急功近利、以主观愿望比附史事的浮浅不实作风。但问题的结症并不在于是否提倡“经世”，而在于如何正确理解经世的内涵及其与科学性的关系。强调历史研究的真实客观性，始终是历代史家追求的一种境界，中国古代史家刘知几所推崇的不畏强暴的“直笔”精神，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德”和要求在治史中“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直到近代梁启超倡导的“鉴空衡平”，都是这个意思。虽然历史研究作为有主体意识的人对客观过去世界的认识活动，并不能做到“纯客观”，也无法达到“绝对真”的境地。但“相对客观”或“相对真”毕竟是存在的，这就是科学性所追求的具体目标。一般说来，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越强，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也就越切实有力和持久。而依据不可靠甚至错误的历史认识去“经世”，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它向人们提供的是伪证和虚假的史实，这种东西，即便能迎合某种时尚或需要，热门一时，但从长远看，只能对社会带来弊端或破坏，且终究要被事实所否定。
    要加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提高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的水平，注意吸收国内外各种现代科技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以及在研究中坚持独立思考的冷静科学态度等，由于这方面牵涉较广，且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故本文暂不展开。这里，仅就几个涉及历史研究科学性的具体问题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应注意科研力量整体布局的科学性。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会因形势的变化、各时期社会关注的中心发生转向或某些决策部门的提倡而出现一些历史研究的“热点”，这本来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问题是，在我国，每当一种“研究热”兴起之时，许多人往往不考虑具体条件，不顾一切，蜂拥而上，在短时期内朝同一方向展开工作，其势如“千军争渡独木桥”，这就势必带来两个消极的因素：一方面，在一段时期内，造成相当部分的研究课题、内容重复和成果雷同，其现象颇如经济学上所谓的“投资效益递减”，研究所得结果与投入的人力物力大不相称，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另一方面，一些暂时还看不出趋热势头的研究领域或方向，特别是一些须长期进行艰苦细致工作而眼下似“无利可图”的研究项目，则很少有人问津，甚至完全处于空白。一旦形势和政策发生变化而需要另一“研究热”时，便又不得不白手起家，在缺乏学术准备和积累的条件下开始无的应时研究。这种反复出现的短期行为和科研力量布局不平衡，也许正是史学界这种“热”那种“热”不断，却多难以深入持久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认为，历史研究在选题等方面依据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在总体上有所侧重是完全应该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和平发展时期而我们的人力物力又相当有限时，应尽可能使科研布局保持一定的平衡，做到既有轻重缓急，又在各方面保留一些“冷点”。期以建立一种长期目标和短期需要相结合，个人专长与社会总体研究水平相默契的科学的学术发展机制，以适应社会各方面与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
    （二）积极开展严肃的史学评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很大差别，就在于后者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现存事物，其研究结果是否科学，可以通过反复试验来证实或修正。历史学研究的是业已消逝的过去，无法通过历史的重演来直接检验其研究成果。但尽管如此，它仍将以其他方式受到社会检验，如新发现史料和考古资料的检证，各地区、各民族学资料的类比等，史学家应当根据检验反馈的信息来证实或修正原来的结论，由此逐渐加深对历史的认识。而史学评论，则是这种社会检验结果的主要信息反馈渠道。积极严肃的史学评论，可以及时总结和发扬当代史学的成就，更能对某些观点、史料谬误，有损历史学信誉的粗制滥造作品进行认真而有说服力的学术批评，从而大大缩小它们的市场。当然，这种批评应当是有理论有分析、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而不是粗暴武断的攻击。可是，从我国史坛目前的情况看，大部分有关当代史书的评论，仍停留在一般的内容介绍水平上，缺乏理论深度和科学的分析批判精神，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历史研究总体科学水平的提高。因此，史学界应重视和大力推进这项工作的展开，尤其要注意史学批评理论和史评队伍的建设，同时在有关专业刊物上开辟有份量、有一定权威性的史评专栏，对各类史书、史学观念、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行大胆而实事求是的探讨。我们相信，这样做，一定会有力地鞭策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提高其研究的科学性，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注释：
    ①《尚书·召诰》。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曾巩集》卷十一《南齐书目录序》。
    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十”。
    ⑤《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⑥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
    ⑦《孟子·公孙丑》。
    ⑧《后汉纪·自序》。
    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
    ⑩钱大昕：《世纬序》，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1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12）《史记·太史公自序》。
    （13）《曾巩集·南齐书目录序》。
    （14）梁启超：《新史学》。
    （15）《史记·秦始皇本纪》。
    （16）如东汉班固在家修《汉书》，为人告发“私改作国史”，遂诏捕下狱，险罹杀身之祸。
    （17）《隋书·文帝本纪》。
    （18）《国语·周语上》。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0）《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版第五册。
    （21）《论近年之学术界》，见同上。
    （22）李大钊《史学要论》第52-54页，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校印本。
    （23）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4期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