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授武官的标准是军功，行军万户授金牌，行军猛安授银牌，行军谋克和蒲辇授木牌。[1]（卷58， 百官志）国家封建制改革完成后元帅府的这一职权仍无变化。如天会十五年“齐国废，元帅府承制以（徐）文为南京步军都虞候，权马步军都指挥使。……（天眷三年）河南既平，宗弼（都元帅）劳赏将士，赏文银币鞍马。充行军万户”。[1]（卷79，徐文传）
    其三，是中原地区最高行政统辖机构。灭亡北宋之后，元帅府迅速转变为中原最高军政统治机构，为适应对汉人封建地区的统治，承用原辽汉人枢密院的制度，左副元帅府之下设云中枢密院；右副元帅府之下设燕京枢密院，分辖中原各地，时呼“东朝廷，西朝廷”。[6]（卷3，太宗纪）天会七年两枢密院合一设于云中，十年以后都元帅府亦迁至云中。汉地发布各项政令，诉讼治狱、征税纳赋、圈土括地无不总揽于元帅府，汉人枢密院作为元帅府之下辅佐治理中原政务的机构禀承其旨意具体实行之。
    女真奴隶制国家时期尚未建立起完备的赋税制度，税收还没有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女真奴隶主贵族对通过一定的机构、系统征收赋税并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直接获得人口、土地、财物、牲畜。元帅府一面告谕中原地区免除北宋末年的苛捐杂税，“重难徭役科敛，诸般细巧，籴买变折，香矾茶盐之类，凡尔疾苦，并为触除”。[7]（卷3，行府告谕两路抚慰指挥）一面以更野蛮残忍的手段对汉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和人身掠夺。如在山东地区，“督责州县，括刷钱粮，虏掠乡村，拘收牛马，老稚离散，田野荒芜，民不聊生”。[4]（卷155）在河北河间府“时居民皆为军士所掠，老幼存者亡几”[1]。（卷80， 赤盏晖）这当是元帅府统治初期中原各地的缩影。
    天会七年六月，元帅府颁“易服令”，“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削发，不如式者杀之”。[8]（卷47）九年，制严法禁窃盗， “盗及一钱者罪死”。[6]（卷7，太宗纪）又运用汉人的邻保、乡巷以及州县组织系统把中原汉人固定在籍贯乡里，“诸路百姓不得擅离本贯，欲出行则具人数行李，以告五保邻人，次百人长、巷长，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方以番汉公据以行，市肆验之以鬻饮食，客舍验之以安止，至则缴之于官，回则易之以还。在路日限一舍，违限若不告而出者，决沙袋二百。”[8]（卷47）以此来阻止汉人迁徙南流，保证新占领地区的户籍和人口的稳定，给社会经济、流通，以及人民生活造成诸多不便。
    天会十一年，金朝首次“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8]（卷68）熙宗皇统元年（1141），再次将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8]（卷138）十几万猛安谋克户由东北迁入中原，聚居屯田。土地从何而来，金初史料未见明确记载。黄河南北几经战火，“荆榛千里”。[9]（卷中）淮河流域也是“不耕之田，千里相望”。[10]似乎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土地来源充足。然而作为统治民族绝不会去垦荒耕种，当是占有沃土良田。后来世宗与张九思的一番话中曾提到，“国初元帅府拘刷民间指射租田”。[1]（卷90， 张九思传）透露出为安置猛安谋克户元帅府在中原地区强夺汉人土地圈土括田的事实。
    熙宗天眷元年完成了封建三省六部制的改革，中央统辖中原封建区域已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元帅府作为过渡时期的地方行政机构的作用逐渐丧失，熙宗通过对中原机构的改革削减元帅府对中原地区政务的控制。天眷元年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1]（卷4，熙宗纪）与汴京行台制度划一，其机构与中央尚书省接轨，在行政上受中央与元帅府的双重领导。“皇统元年，以燕京路隶尚书省，西京及山后诸部隶元帅府”。[1]（卷24， 地理志）这样元帅府的政治职能在两方面发生显著变化：一是太宗时元帅府的官员皆可兼管民政。熙宗时，只有被委任兼行台或地方官的元帅府官员才可兼管民政。国初汉人枢密院是元帅府下属的辅佐机关，此时中原行台则是中央设在地方的行政机构，仍与元帅府同驻一地，使元帅府对其实行监督和节制。二是元帅府行使政治职权的范围大大缩小了，皇统元年以后主要在原刘齐政权的范围内。当封建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时，元帅府与行台作为地方分治的遗制，同时被撤消。
    其四，是中原选授、迁黜各级地方官吏和科举取士的机构。元帅府有权任免地方官员，与金初都统、军帅司路长官的职能是一致的，并不是中央给予元帅府官员的特权，而是金初政治体制的特点之一。天会二年，以空名宣头五十，银牌十给宗望，“命宗望，凡南京留守及诸阙员，可选勋贤有人望者就注拟之，具姓名官阶以闻。”[1]（卷3，太宗纪）军帅承制便宜授官，然后呈报朝廷备案。这种制度在成立元帅府以后仍承用不变。“天会八年，睿宗（宗辅）以左副元帅次泾州，（张）中孚率其将吏来降，睿宗以为镇洮军节度使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1]（卷79，张中孚）天会中， 桂州管内观察使赤盏晖因从左都监阇母攻打潍州有功，“帅府承制加静江军节度使”，[1]（卷80， 赤盏晖）甚至路官元帅府亦有权授之，如“元帅府承制以蒲卢浑为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1]（卷80，乌延蒲卢浑）
    《金史·刘彦宗传》记载：太宗朝彦宗任知枢密院事，“诏彦宗凡燕京一品以下官皆承制注授”。然查《金史》极少见汉人枢密院承制授官之事，大约其授官主要限于枢密院各机构的官吏，即便如此也要受到元帅府的控制。天会十年，“左副元帅宗维（宗翰）谕枢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迁轶、冒滥，命西京留守高庆裔参主之，夺官爵者甚众。”[8]（卷52）工部侍郎张通古亦在被免官之列， 国论忽鲁勃极烈宗干“素知通古名，惜其才，遣人谕之使自理，通古不肯，曰：‘多士皆去，而己何心独求用哉。’宗干为论理之。除中京副留守。”[1]（卷83， 张通古）这足以说明元帅府对汉人枢密院官吏亦有任免权，并且有权自作主张，对枢密院及路府州县官实行大规模磨勘行动，罢免了众多官吏。对此中央并不干涉，个别知名人士，中央首席辅弼大臣出面说情才保住官位，但仍然离开中原，改任东北地区地方官。
    元帅府成立后很快就掌握了科举取士的大权。这是因为金初科举只是为了解决新占领区县官奇缺的问题，并不是女真政权官员入仕的主要途径，故朝廷委元帅府行之。元帅府首科举士大约在天会四年，河北有“真定榜”，“金皇子郎君（宗望）破真定，拘境内旧进士七十三人，赴安国寺试策”。[11]（卷86，褚先生墓碣）山西有“朔州榜”，分别由左、右副元帅主持，在各自辖区内，由枢密院官员禀其旨意出题开科取士。天会七年两枢密院合一，科举大权归入左副元帅宗翰手中。北宋灭亡后，元帅府科举分南北选，“辽人皆用词赋，两河人皆用经义”。[3]（卷6）天会十年“是夏，粘罕试举人于白水泊，磁州胡砺为魁。是举也，粘罕密诫试官，不取中原人，故是岁止试词赋，不试经义。”[6]（卷7， 太宗纪）说明这个时期科举制度只不过是金朝奴隶制度之下汉人地区地方官选举的补充形式，元帅府长官可随心所欲凭个人喜好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