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的徽州共有444名进士，相对于当地的人口基数而言， 徽州也堪称是文人渊薮，科第繁荣。笔者已就其原因及进士的时间、地域分布作过讨论（注：《明代徽州科第的繁荣及进士的分布》，载《安徽大学学术活动月论文选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众所周知，徽州一府地处崇山峻岭之中，颇有几分特异的人文风貌。而这些靠新安山水哺育出来的徽州进士，无论其治国平天下还是修身齐家，都带有明显的徽州烙印。《明史》中列入本传的徽州籍进士就有40人之多，其中无一人属贪酷谄媚之徒。如果以《明史》和《献征录》这些非徽州人修撰的史籍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其他史籍，应能对徽州进士的某些总体特征有所把握。
    一
    《论语祹里仁》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论语祹述而》。）这都反映了儒家反对为富不仁讲求取予有道的思想。居官清廉是多数徽州籍进士的共同特点。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奢靡之风漫延的明中后期，徽州进士能出泥不染，洁身自好，就更难能可贵了。徽州人自号“出为廉吏者什七”（注：民国歙县《西干志》。），这或许并非言过其实。我们从能见到的明代徽州进士的传记来看，廉吏比比皆是，而贪官则为数极少。歙县《岩镇志草》不无自豪地讲述本乡几位进士出身的官吏：“吾乡士大夫素重名节，仕宦无厚积在邑里中，如程方伯旦、郑大参佐、吴太守远、方冏卿远宜、鲍司徒道明、方太守瑜，此其子皆驯谨而没后贫乏，或至易产不能为活者。司徒殁未久，长子从屠人卖肉，时同里有以资纳引礼御者，其子颇汰。市人戏作一联云：引礼舍人日日街头骑骏马，尚书公子朝朝门首剁腌猪。冏卿未殁时，衣履俱弊，客座大半坏矣。惟程司徒嗣功封君、江方伯珍子俱善殖生，二公家颇厚，非以官起也。前辈楷范，后生无忘哉！余又以为方伯、冏卿、大参、太守官未甚厚，俸俱未久，贫固宜也。司徒八座，扬历几卅年，仅有数椽之屋。方没时但将五百金营干，便可得一胄子。竟以无措而止。此其贫则真然，而其真贫则不可晓也。”这也正如康熙《徽州府志》卷三所云：“有官居八座而家无担石者。”明代徽州唯一的状元唐皋留下的轶事已不多了，但有一件事却在很多史籍中传抄；唐皋出使朝鲜归来时，在鸭绿江上把朝鲜国王赠送的一方砚投入江中，以示自己不贪纤毫的外财。这件事广为人知，说明当时人们对以唐皋为代表的徽州进士的清正廉洁是普遍肯定的。景泰时进士程昌任河南布政使“家不置尺土，常禄外，秋毫无取。”（注：祁门《善和乡志》卷2。 ）弘治时进士程琯及其子“世世为廉吏”，死时“至不能买山葬，葬县郊义冢地。”（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这在封建社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隆庆时进士胡用宾当了四年县令，“被召检俸，余仅十六金。”（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生平不忘取一介”是《明史》对洪文衡的论定，也是徽州许多进士的共同特点。
    徽州进士是一群从深山里走出来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还大多保持着刚正不阿的士大夫古风。康熙《徽州府志祹风节传》云：“郡人本山川之气，有骨鲠棱棱奋不顾身者”，这是对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传统儒家“威武不能屈”品格的形象概括。明中后期，他们与腐朽的宦官集团的斗争中，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姿态颇能说明这一点。程昌任蕲水令时，“逆瑾方有事湖襄，官校络绎横索钱，独惮程蕲水，戒勿扰。”（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明末阉党乱政，徽州进士表现尤其值得称颂。汪应蛟任户部尚书，“客氏求墓地逾制，应蛟持不予。”（注：《明史》卷241。）毕懋良、毕懋康两人并有清誉， 因不附魏忠贤被先后被赶下官场， “士论更以为荣。 ”（注：《明史》卷242。）江秉谦“家居四年，闻忠贤乱政，忧愤卒。 ”（注：《明史》卷246。）这些徽州人在阉党邪恶势力面前都表现出应有的气节。 此外，不畏权贵也是他们的可敬之处。如许国曾为权臣张居正所器重，张居正父亲病重，朝中一批趋炎附势之徒都为之出资祈神，许国“独不往”。后来张居正因夺情在朝中大失人心，遭众人攻击，许国“特削牍藏袖中，诣其第，密劝以行服。”（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 ）此事说明许国并未随波逐流，既未在他人得志时巴结谄媚，也未在他人落泊时落井下石。又如范涞，“居正病南中，诸僚相率祈祷，涞独不与。”（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御史江东之“立朝颇著风节，初劾冯保、徐爵，又劾王宗载、于应昌及驸马都尉侯拱宸，继发争寿宫事与李植、杨可立均坐贬。”（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79。 ）徽州进士中还有一批犯颜敢谏的刚直之士，在至尊面前无所畏惧。景泰时方勉针对英宗被禁南宫上书，“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其讽谏之意溢于言表。”（注：焦竑《献征录》卷88。）天启时倪思辉参客氏疏云：“以继离出震之君，九重尊严之体，恋恋于阿姆而柔情难割，中旨易营，其何以垂青史而肃家法。”（注：祁门《倪氏族谱》卷终。）矛头直指皇帝。《孟子祹离娄》云：“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正是一种维护封建伦常的信念驱使下，他们才能会舍生忘死。给事中戴铣上疏批评明武宗，并劾宦官，被“逮系诏狱，廷杖除名。铣创甚，遂卒。”（注：《明史》卷188。 ）为维护封建政治的正常运作而献出了生命。
    《论语祹八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祹告子》亦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徽州进士作为一群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其间“忠臣义士，特起辈出。”（注：凌应秋：《沙溪集略》序，卷8，卷2。）他们中不乏为朱明王朝仗义死节之士，在国家危难之时，是朱明王朝统治的中流砥柱。嘉靖时江西按察副使汪一中督兵前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说：“食国之禄而不死其难，岂忠臣乎？”便身先士卒，直至战死。（注：焦竑《献征录》卷86。）明末凌駧困守孤城，留下遗书言：“即一死亦不足以抑报先帝酬恩主上。”（注：凌应秋：《沙溪集略》序，卷8，卷2。）于大难临头之时仍心系君国，可谓忠心耿耿。《明史》一书中收录的为明王朝尽忠的徽州籍进士就不少。除汪一中外，明末于北京城陷时自杀殉君的有汪伟，被农民军俘虏不屈而死的胡承熙，抗清失败不屈被杀的金声。歙县凌氏宗族有言“余里中人性多崛强，不自贬损，虽至愚者亦有气骨，故其间忠臣义士垂名青史者，多较他族倍有光焉。”（注：凌应秋：《沙溪集略》序，卷8，卷2。）这其实也是对整个徽州地区士大夫特征的概括。不过，有一点尚需说明，我们在此并不需要讨论他们对腐朽的朱明王朝以身相殉行为的是非问题。